黑夜里寻找二二八真相，血地上开出自由的繁花──台大历史系陈翠莲教授专访

1970 年代，蒋介石过世、中美断交、台湾退出联合国，种种冲击使得青年开始思考自己在历史洪流以及国际社会的地位与处境。1980 年代美丽岛事件後，党外运动、杂志更是风起云涌般的出现，许多青年学子也因为民主洪流各种事件，逐渐对台湾历史、政治感到兴趣。而台湾大学历史系教授陈翠莲，在成为一个历史学家之前，正经历当时最激昂且热烈的政治浪潮洗礼，亲身体会这段动荡又充满希望的年代。

戒严时期资讯相对不流通，学生取得资讯的管道几乎仅剩教科书与学校——然而当时的国民教育却只管要学生爱国、爱党。最初，陈翠莲不过是其中之一，悲痛地阅读着教科书中关於「中国」百年来的苦难，成为一名不折不扣的「党国青年」。1979 年，美丽岛事件爆发，报章杂志、新闻媒体不断重复报导这些「暴徒」的「恶行」，她理所当然地认为这些人就是「居心叵测的阴谋份子」，也因为这件事经常和父亲发生争执。

「你这是被洗脑了，你有听过二二八吗？」父亲说出这句话後，立刻被母亲阻止，示意不要再说。

为何不能说？发生了什麽事？虽然当时并未深究，但这些疑问已经在她的心中着了根。

1980 年 2 月 28 日，林义雄家遭遇灭门血案，老母与双胞胎小女孩遭遇劫难。看着报上全版的报导，陈翠莲背脊发凉。党国控制下的台湾竟然发生这样的事，「参与政治就要受这样的报复吗？」她开始意识到国家并不是想像的那样，看见了党国神话的裂缝。
 

越界的党国青年

美丽岛事件後，虽然政府马上采取行动镇压，但民主运动却未同 1960 年代雷震《自由中国》事件那般随即溃散，反而在持续的党外造势运动、党外杂志热潮中迅速恢复活力，这也意味着台湾的政治逐渐从威权走向开放。在风起云涌的动荡时代，自认为是「政治动物」的陈翠莲，选择进入台大政治系就读；虽然母亲担心她变成政治犯，但父亲认为「这样头脑会清楚一点」，相当支持这个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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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了大学，她遇到了来自中南部的同学们，从同学口中听见了有别於过往习以为常的世界，还第一次走进了党外人士的助选现场。这段时间的党外造势场合中，最有名的非康宁祥莫属，他在演讲时提到国民党不告诉你的台湾历史、日治时期政治运动史，在在让陈翠莲感到惊奇，「台湾竟然还有历史！」进入政治所硕士班後，她开始探索父亲欲言又止的二二八事件，但发现台大研究生图书馆中 1947 年 2 月到 5 月份的期刊，竟然奇异地消失。

她凭藉文学作品努力探索，印象最深刻的，是林双不描写新嫁娘遭遇事件冲突的小说《黄素小编年》，以及林文义暗讽彭孟缉在事变後恶梦缠身的《将军之夜》。接着，陈翠莲利用暑假泡在联经出版社地下室，阅遍陈映真、宋泽莱、黄春明、王拓等人的作品；彻夜窝在女研究生宿舍看完李乔的《寒夜三部曲》。时而掩卷叹息、时而激动落泪，室友侧目、把她当怪人，她心中更多的是愤慨：「到底有多少事情被隐瞒起来？」

尽管长老教会和党外人士当时已组成「二二八公义和平促进会」举办相关纪念活动，却因为警察的严加管制，使得当时刚要萌芽的二二八的纪念难以触及一般大众。

在书中逐渐浮现的「台湾」

有一天，研究所同学不知哪里弄来《台湾总督府警察沿革志》，当看到 1928 年成立的台湾共产党竟然主张「台湾独立万岁、建立台湾共和国」，陈翠莲热血沸腾，打算以台湾史作为硕士论文主题，然而，政治所并无任何台湾历史相关课程，最後是在许介麟教授的推荐下，她前去修习曹永和老师在台大历史所开设的「台湾史专题」。

解严前夕，校园、社会开始骚动，关注台湾的人，开始如饥似渴地找寻任何关於这块土地过往的资料与研究。她与同学也主动以「学习日文」为由，周末假日都到曹永和家研读台湾史相关的书籍，其中不乏戒严时期的禁书，诸如许世楷的《日本统治下の台湾：抵抗と弹压》、史明的《台湾人四百年史》。曹永和让学生自行选取有兴趣的读本，让学生翻译，有错误时曹老师会指出，但对内容不多做解释，始终维持着「学习日文」的互动方式。

「但透过这些阅读，我们就知道过去发生了什麽事」，陈翠莲回忆。

其中，王育德的《台湾：苦闷するその歴史》，让她第一次比较完整地认识台湾过往历史。虽然就现在的观点来看，书中内容相当有限，但对当时的他们来说已是在噤声年代里打开一扇窗。透过阅读这些书籍，过去尘封的历史也逐渐显露出它的样貌，她也终於理解，为何母亲总是阻止父亲继续说下去。

在曹永和教授指导下，陈翠莲读到了甫出土、由张炎宪及翁佳音等人正在解读的连温卿史料，遂以台湾文化协会为题完成了硕士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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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击权力运作现场的国会小记者

1987 年，台湾迎来解严，象徵新时代的开始。台湾政治开始了天翻地覆的改变，震央就在立法院。陈翠莲毕业时恰逢解严，虽然顺利考取博士班，但仍选择休学到《自立晚报》当政治线记者。

从高中时期就对政治有敏锐感知的她，一度打算选举参政。然而，在立法院实际接触政治的运作後，发现想像中的政治工作和真实情况落差很大。真实的政治运作，存在许多折冲、妥协，牵涉权力、人际、人性的考量。政治工作的目的应该是追求公众利益，在此之前必须取得权力；为了维系自身权力，许多政治人物往往将目的与手段混淆，最後沉沦在权力追逐的场域中。

陈翠莲认知到，自己的个性无法从事政治工作，於是转向学术研究发展，但这段国会之旅，依然让她汲取了政治场域经验，日後在研究中，不仅从表面阅读档案史料，也从人性动机与权力运作角度思考，做出推论与解释。
 

二十多年才解答的二二八真相

解严後，不仅是民主政治开始发展，人们对於过去历史的索求也日益增加。二二八事件也受到更多关注，不断出现档案与专书，诸如学者戴国煇的《台湾总体相》、叶芸芸在美国出版的《台湾与世界》杂志，甚至中共方面也出版《陈仪生平与被害内幕》争夺诠释权。
 

二二八事件也开始成为立法院质询交锋的核心，如吴淑珍、许荣淑等人都提出相当尖锐的质询，要求国民党公布事件的真相并赔偿，也呼吁政府回应二二八公义和平运动的诉求。李登辉是二二八事件的亲身经历者，在他继任总统後，也被要求正视二二八事件。经过一番党内斗争，李登辉经由国民大会选举出任第八任总统，终於指示行政院组成「行政院研究二二八事件专案小组」，完成《二二八事件研究报告》。

「显然研究二二八的时间、资料条件都已经成熟」，陈翠莲说。在担任记者期间，她利用到美国、中国采访的机会，蒐集当时甫问世的档案资料，并留意政府部门释出的档案。再加上许介麟建议她去美国取得战後初期台北领事馆档案，她终於在 1995 年以「二二八事件」为题完成了博士论文，後续亦出版为《派系斗争与权谋政治——二二八悲剧的另一面相》。该书聚焦在国民党派系斗争来分析二二八事件，并认为特务机关渗透在事件中，伺机将事件扩大以利将反对份子一网打尽。
 

然而博士论文中仍留下了更多难以回答的疑惑。因为，她在国民党档案中看到国防最高委员会讨论二二八事件时，竟说事件若处置不善「会引起国际干涉」、「台湾将来究竟属谁都成问题」，这到底是甚麽意思?
 

「这些问题前前後後花了我二十多年的时间来解答。」陈翠莲说。她遍寻日本国会图书馆中的战争前後档案、台北二二八纪念馆中典藏的葛超智资料，甚至再度前往美国国家档案馆找寻战後初期战略情报局（Office of Strategic Services, OSS）档案，终於在 2017 年完成《重构二二八：战後美中体制、中国统治模式与台湾》，回答当年的疑惑。

结语：回望美丽岛的苦闷与希望

有人问，二二八事件都过了这麽久了，为什麽我们还需要继续纪念？陈翠莲认为，「对所有政治共同体而言，光荣的历史固然重要，但悲情、受难的历史更重要，因为它足以激发成员对共同体的不舍、痛惜，进而召唤责任感、献身热情，并凝聚共同体意志」。
 

而且，「历史评价对政治共同体也很重要，除了悼念事件之外，我们也可以从历史中探求真相，寻找值得社会共同记忆的典范，并检讨在群体危机中那些作为对社群造成严重伤害，引以为戒。」
 

只要生活在台湾这片土地上、认为自己同属於这个共同体的人们，就不该轻易地遗忘过去的苦难。我们将可以从过去的历史中汲取经验，当未来社群再度面对危机与挑战时，发展出应对能力。在一篇名为〈在血地上开出繁花〉文章中，陈翠莲这麽写道：

台湾社会已逐渐走出噤声恐惧，年轻世代正在改变，我们已然看见所深爱的台湾，在二二八的血地上绽开出自由民主的繁花。

受访者：陈翠莲曾任自立晚报政治组记者，现为台湾大学历史系教授，研究领域为台湾政治史。着有《台湾人的抵抗与认同：一九二〇——一九五〇》、《重构二二八：战後美中体制、中国统治模式与台湾》、《自治之梦：日治时期到二二八的台湾民主运动》等。共生音乐节将於2月28日当天在凯达格兰大道登场。今年适逢二二八事件七十五周年，平反运动三十五周年。本届共生以「时至今日，拾至今日」为题，邀请台湾社会继续记忆、诉说二二八。更多资讯详见共生音乐节粉专。 本文亦收录於本届共生音乐节专书《不沉默纪录：属於台湾人的二二八行动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