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浪的革命家：在成为「越南国父」胡志明之前，阮爱国的民主运动

胡志明是一个很不可思议的人物，相貌沉稳留着长长的胡子。他是完成越南独立的指导者，也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後，众所周知的亚洲卓越政治家。胡志明是越南现代史上最卓越的领导人物，在实现越南独立之後，越南共产党仍将「胡志明主义」奉为指导国家的理念。然而，关於胡志明的一生，至今仍有许多不为人知的地方。

1911 年，胡志明离开越南，当他再次回国时已是 1941 年。在这段长达 30 年、相当於他一半人生的时间里，他都生活在海外；因此，胡志明并没有参加早期的抗法运动，相反地，他主要的活动多半是去传递共产国际的指示。胡志明曾两度在中国被捕，他挺过了极度恶劣的牢狱环境并且存活了下来，像一只浴火重生的凤凰，成为越南独立运动的核心人物。在每一个发展独立运动的关键时刻，我们都可以看到胡志明的身影。

胡志明并不是一位独裁者型的亚洲领导人，当他担任领导班子核心时，曾遭到「对法国让步太多」的批判；越战期间，他也曾犹豫是否要在越南南部发动武装斗争，以致於遭到武力斗争派的逼宫。

从这些事情我们可以得知，胡志明认为在追求越南独立时，让所有同胞团结一心，是革命不可或缺的一大前提，而他正是一位善於凝聚人心、并为革命创造出良好条件的领袖。在越南结束了漫长的战争、完成南北统一进入建设新国家的阶段时，社会上所有的领域都开始进行了「革新」。此时，「胡志明思想」又再度跃上舞台，成为瞩目的焦点。

1945 年九月二日，胡志明首次在越南民众面前亮相。这一天，在位於河内法属印度支那总督官邸前的广场上，胡志明站在广场中央一个像是为了举办日本盆舞[1]而搭建的望楼型演讲台上，宣布了越南民主共和国的独立。聚集在广场上的群众，莫不对对这位体型消瘦、留着长须、态度沉稳的男人留下了深刻印象。

1945 年，当第二次世界大战即将结束之际，当时的法属印度支那正逢法国的殖民统治和日本军驻留重叠的时期；这时，由越南共产党掌握主导权的「越南独立同盟」（以下简称「越盟」）在北部开始活跃起来。「胡志明」这个名字，也逐渐在河内民众之间口耳相传开来。尽管如此，却没有人清楚这个男人的底细。

「胡志明」这个名字，是 1942 年他为了潜入中国，伪装成中国人所使用的化名。这让人想起过去胡志明在延安时，也曾用过「胡光」作为自己的名称。然而，在所有的化名中，最受到胡志明青睐且充满使命感的则是「阮爱国」，这个名字有着「爱国者阮」的含意。

胡志明在国外波澜万丈的生活持续了三十年之久，因此有人称他为「流浪的革命家」。他在巴黎、莫斯科和广州等地，持续推动、组织抵抗殖民统治的运动，但不论他身在何处，都一贯使用化名度日。

目前已知关於他的化名有「李瑞」、「王」、「陈先生」、「汪山尔」、「宋孟祚」、「李诺夫」、「林」、「李严」、「老陈」、「涂」、「同文苏」等。有一说认为，胡志明的化名有十九个，但也有人主张应该是三十二个，此外，还有学者主张应该是七十六个。

从 1951 年到胡志明过世的 1969 年为止，他在越南共产党的机关报《人民》上，用过二十六个笔名来发表文章；然而其中，仍然是以「阮爱国」最为人熟知。

前往法国

胡志明是否真的出生於 1890 年五月十九日，至今仍无法确认。在越南共产党史上，关於他的出生年月日写的是「1890 年五月十九日」，法国秘密警察手上的资料则有「1892 年一月二十四日」和「1894 年」两种版本。而胡志明第一次入境苏联（1923 年六月十六日）时，护照上的出生日期则为「1895 年一月十五日」。有人认为，共产党史之所以会标明「五月十九日」，主要是因为胡志明不喜欢在他生日那天，人们为他举办特别的庆祝活动，因此才把自己的生日和越盟成立的日子（1941 年五月十九日）定为同一天。

胡志明的父亲名为阮生色，是个农夫的私生子；他先是在农家帮忙做活，後来娶了当地地主的女儿黄氏鸾，共生了三个儿子，最小的儿子名为阮生恭，也就是日後的胡志明。阮生色是一位认真的读书人，1894 年，他通过了省级的科举考试，接着又於 1901 年在全国考试中合格。为了纪念这件事，他把阮生恭改名为阮必成。

胡志明出生於义安，这个地方在乾季时非常酷热，当季风从孟加拉湾吹向印度支那半岛的背脊安南山脉时，会引起被称为「老挝风」的焚风，义安当地深受其扰，严重时甚至连水稻都会热到枯萎。然而，到了雨季，台风又会袭击此地，造成河川发生泛滥，引发大洪水，冲走居民的财产。乾旱和洪水重复发生，让人感受到这是一片无法违逆自然强大威力的艰困土地。

或许正因如此，当人们谈到义安时，就不能不提到「反抗」一词。发起东游运动的潘佩珠、印度支那共产党第一任总书记陈富、国民诗人阮攸，皆出身於此地。

法国统治时期，义安农民的生活益发穷困。因为义安邻近寮国，所以有许多农民被法国当局强迫徵召，参与修筑道路的工程。当时还曾流行过这样一首歌：

到广佬去的人啊，别了带上蓆子。它可以用来睡觉，也可以帮你收屍。

 

在这种强制的赋役劳动下，蓆子可以用於睡觉，也可以把死者捆起来，然後掩埋。当咸宜帝发出《勤王诏》时，各地都有蜂起响应的武装势力，然而，他们最後都败於法军和与法国联手的顺化官兵手下。

阮生色虽然通过了得以成为官僚的科举考试，但他对於处处仰法国人鼻息的顺化朝廷，以及法国当局对越南事务的日益干涉感到愤恨不平。於是，他决定不求官职，转而到私塾去教孩子们读书，当时他还说过「官员是奴隶的奴隶」这样的话。

虽然阮生色也曾当过郡长，但因为他的作风不被法国人所喜，还曾为此发生过争执，最後遭到解任。为了躲避法国当局的监视，阮生色曾辗转於越南各地，最後来到南部的西贡，并在此定居下来。之後他在华侨经营的药房前，开设了一间代写处方笺的铺子维生。因为这份工作的报酬并不多，所以阮生色经常是靠一颗水煮蛋、一碗饭和鱼露度过一天。後来，法国警官命令他搬到湄公河三角洲的沙沥。1930 年，他的身体已然弱不禁风，最後在收容他的寺院里逝世。

阮生色还在当老师时，潘佩珠经常去拜访他。虽然潘佩珠也曾经向他劝说，希望他响应东游运动、把阮生恭送往日本，却被阮生色婉拒了。相较於日本，阮生色似乎对法国比较感兴趣。

在父亲的推荐下，阮生恭进入顺化的名门国立学校就读。这所学校的程度约在中学左右，学校的教育内容为法语和「让越南人文明化」的课程。当父亲被解除郡长一职後，阮生恭来到位於南部的藩切，在一间附属於鱼露工厂的小学里教授法语和越南语。

後来，阮生恭来到了西贡，他先是进了培训海员的训练学校就读，但在三个月後就离开了。1911 年，他以实习厨师的身分搭上了往返於越南和马赛之间的法国商船，告别了越南。在接下来两年的船员生活中，他到过地中海和北非的港口，还去了美国，并且造访了波士顿和纽约，接着又前往英国伦敦。

在这段期间内，阮生恭从事过铲雪、洗盘子、饭店厨房的料理见习生等工作。1917 年，当第一次世界大战即将结束时，他移居到法国巴黎。战争期间，曾有十万名越南人被动员参与欧洲战线。这时，潘周桢等人也在巴黎，正为了集结不断摸索如何脱离殖民统治的越南人而努力奔走。

「让越南获得自由……」

1919 年六月，胡志明以「阮爱国」之名，向巴黎和会提出发表了请愿书；这是世人首次认识到这号人物。这篇请愿书是他和潘周桢等人讨论之後才公布的，标题为「由越南爱国者团体所提出、关於越南人民的要求一览」。

他所提出的要求有八项，分别是：（一）赦免所有越南政治犯；（二）改革法属印度支那的法律，让越南人和法国人受到同等法律基础的保护，并废止刑事法庭；（三）让越南人拥有出版和言论的自由；（四）让越南人拥有结社和集会的自由；（五）让越南人能自由迁徙和出国；（六）让越南人拥有受教育的自由，为地方原住民开设教授技术的职业学校；（七）让越南人的代表有可以表明自身愿望、参与法国国会的机会；（八）废止强制越南人消费酒类和鸦片、废止强制劳动和盐税。

此时，阮爱国已经以越南人的身分参加了法国社会党，因此这封请愿书的内容也同时刊载在社会党的机关报上。

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战即将进入尾声，美国总统威尔逊於 1918 年一月，发表为了终结这场战事所提出的「十四点和平原则」。内容除了「公海上的航行自由、撤除关税壁垒、缩小军备、民族自决、建立国际和平机构」外，还提倡「公平地解决殖民地问题」，此举显然是为了赢取那些反抗欧洲列强殖民支配的民众支持。

阮爱国等人接受了威尔逊的提议，他们把越南的状况公诸於世，认为从殖民统治状态中获得解放，是越南人当时最适切的要求。然而，耐人寻味的是，在阮爱国的八项要求中，并没有触及「越南独立」的内容。

继向巴黎和会请愿之後，隔年（1920）十二月二十六日，阮爱国以法属印度支那代表的身分，在法国社会党第十八次大会（於法国图尔召开）上发言，使得他在欧洲开始受到瞩目。

在请与会者安静後，这位身形消瘦的亚洲青年开始进行演说：

在法属印度支那，法国帝国主义者毫不留情地欺压越南人民。在越南，监狱的数量远远超过学校，而且总是人满为患。法国社会党有必要采取行动，支持在所有殖民地中，因反抗帝国主义而遭受压迫的当地居民才对。

阮爱国的言论让许多在场人士印象深刻。

当胡志明从西贡出发、首次抵达马赛时，曾因为被法国人称为「先生」而大吃一惊。那时，他才了解到「原来在本国的法国人和在殖民地的法国人是不一样的」，但他仍因为这些法国人对殖民地的事情漠不关心，而感到强烈不满。因此，他藉由把殖民地的真相告诉法国人，冀望法国人能采取停止殖民统治的行动。

在这次大会中，法国社会党分裂了，左派组成共产党，参加共产国际，而阮爱国也加入了支持他追究殖民地问题的共产党，成为第一位加入法国共产党的越南人。关於这件事，胡志明在日後如此解释：

「我最想知道的就是，究竟哪一个国际才是殖民地人民的靠山。在某次聚会里，几位同志们告诉我，答案当然是『第三国际』(共产国际)。他们把《人道报》（L’Humanite）借给我，要我读刊登在报中、由列宁所写的〈民族与殖民地问题提纲初稿〉。我反覆读了好几次，既感动又兴奋，甚至留下了喜悦的泪水，然後确信这就是我们所要的解放之道。让我对列宁和第三国际产生信心的，首先是爱国心，而不是共产主义。透过一步步的斗争，让我愈来愈相信，只有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才能让被压迫的民族和全世界的工人阶级，由隶属的地位中获得解放。如果你们不去批判殖民主义，且不站在被压迫的人那一边，那麽各位口中所高喊的革命，指的又是什麽呢？」[2]

「协调者」阮爱国

阮爱国持续在巴黎为国际殖民地联盟的机关报《贱民》[3]执笔撰文，後来他前往了莫斯科。在 1924 年六月召开的第五次共产国际大会上，阮爱国要求发言，并批评「法国共产党毫不关心殖民地问题」。

法国政府为了填补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耗竭的财政支出，决定彻底榨乾殖民地的利益。共产国际派阮爱国到广州，要他待在时任中国国民党顾问的鲍罗廷身边。对於当时的局势，阮爱国认为「一切时机都还尚未成熟」，因此反对在越南进行恐怖攻击和罢工等冒险行为，主张应先建立一个强而有力的组织。

顺着阮爱国的想法，流亡青年黎鸿峰等人参加了在 1925 年六月成立的「越南青年革命同志会」。这个组织除了发行《青年》这本刊物，还培育出不少革命家。阮爱国强调：       

「革命不属於一部分的人，而是全民共通的课题，劳工和农民则是革命的基础。建设一个属於马列主义者的政党是绝对必要的。就像若有优秀的掌舵者在船上，航海就能顺利进行般，如果党够有力的话，革命就会成功。在国际社会上，无产阶级和被压迫的民族必须相互合作。越南的革命和世界的革命是彼此连动的，我们不能等待有谁会前来支援，必须自立自强才行。法国帝国主义是有两只触手的寄生虫，一只触手压榨法国的劳工阶级与本国人民，一只触手则压榨越南与其他殖民地的人民。因此，法国帝国主义是法国人民和殖民地人民共通的敌人。」

後来，阮爱国一度回到莫斯科，接着又前往泰国展开活动。但就在这一期间，越南革命组织的内部发生了分裂。越南青年革命同志会急於组织国内的劳工团体，将全国大会的时间订在 1929 年五月一日於香港举行。

然而，在大会上，北部的东京代表提议「成立印度支那共产党」的意见遭到否决，於是，代表在六月十七日返回越南，回国後，旋即在河内宣布成立「印度支那共产党」。到了十月，越南青年革命同志会交趾支那分部解散，改组为「安南共产党」。1930 年一月，新越革命党组成了「印度支那共产主义者同盟」。

革命力量分裂成三股势力成了一个大问题。有监於此，莫斯科的共产国际下达了整合革命力量的指示。当时，人在泰国的阮爱国被召回香港，接着於 1930 年二月三日在九龙举行统一大会。印度支那共产党和安南共产党分别派出两名代表与会，而印度支那共产主义者同盟则无法派出代表参加。

在经过四天的讨论後，二月七日，众人达成了组织「越南共产党」的共识，并采用阮爱国起草的党政治纲领和大众组织规约。关於阮爱国的想法，其重要性在於他把党的核心命题定位在「越南革命」上，而越南革命是「以无产阶级为先驱的布尔乔亚民主革命，要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然後达成民族独立，实现土地改革，以完成共产社会的目标」。他把「越南独立」放在最重要的位置，亦即重视民族主义运动，这一点相当值得关注。这时，越南共产党已有将近五百位党员。

然而，就在同一时间，也有反对阮爱国「越南革命」观点的人士，在莫斯科学习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陈富即是其中一位。1930 年十月十五日到三十一日，越南共产党在香港召开了第一届中央委员会，陈富在会中反对「越南革命」，将党的路线定位为「印度支那革命」。陈富表示：

「越南、寮国、柬埔寨都属於印度支那地区，皆属於法国的殖民地。当下的世界局势正面临经济危机，为了达成市场的重分配，列强都卯足了劲准备下一场战争。而对抗帝国主义、资本主义和拥有殖民地国家的斗争，也已经日趋强劲。面对这种现状，印度支那革命将在革命浪潮中扮演起重要的角色。」

「劳工和农民是革命的主力，不须经过高度资本主义的阶段，应直接往社会主义迈进；在劳动阶级的指导下，结合布尔乔亚民主革命势力，实现反封建、反帝国主义的独立目标。」

中央委员会还把党名改为「印度支那共产党」，并选出陈富担任第一任总书记。1935 年三月二十七日到三十一日，在澳门举行了印度支那共产党的第一次全国大会，有十三人作为六百位党员的代表参与此次会议。然而，因为陈富在 1931 年於西贡被捕，所以总书记改由何辉集担任。

义静苏维埃运动

後来，越南国内成立了「义静苏维埃」。1930 年九月十二日，义安有六千位农民走向荣市。因乾旱而引发的饥荒袭击了义安一带，当农民的生活实在无以为继时，他们开始自主发起组织、召开集会，没收地主的财产并进行重分配。

此外，透过越南青年革命同志会的活动，在西贡、岘港、义安、河内、海防等地的劳工也不断地组织化。不只如此，到 1929 年为止，鸿基、美瓯坎、汪秘等地的煤矿坑、矿山、大农园、造船厂、制瓶场、纺织工厂、发电厂、水泥工厂、铁路机车厂、印刷厂和汽车修理厂等，已经结成了一千七百多个工会，并且在 1930 年後开始展开罢工。

根据越南共产党史的纪录，从 1930 年二月到 1931 年四月为止，在这段期间内反对恐怖攻击、要求工厂改善环境状况的罢工、农民游行以及学生集会等抗争活动，在越南国内竟高达一千两百三十六件。从 1930 年二月到一九三一年十月为止，光是在义安就有四百三十九次抗争活动，动员人数达到三十四万人。虽然不清楚这些抗争行动是否由共产党领导，或是由农民自己组织起来，但越南共产党史写道：

1931 年，登记在义静的党员有两千零十一人，组织了工人、农民、妇女解放团体和共产主义青年同盟。

义静的抗争运动逐渐往反法和反政府的暴力活动发展。由农民组成的示威团体烧掉郡公所、毁掉公文，还袭击了政府的监狱，把政治犯放出来。好几个郡的郡长选择逃亡，於是这些地方接受了农民所提出的要求。根据共产党史的记录，从 1930 年九月到 1931 年年初，由共产党率领的农民组织，在农村地区对政治、经济和生活等方面进行了自主管理，并设有苏维埃式的权力机构。

接着，义静苏维埃处罚了与法国合作的顺化朝廷官员和地主，并进行公田重分配、降低地租，然後用地主的米粮来援助饥荒。在教育方面，他们透过推行识字教育，教导人们如何阅读报纸和书籍，并禁止饮酒和赌博，建构一个当面临经济危机时，仍然可以互相扶持的互助体系。

同一时期，在越南北部安沛还有阮太学领导的越南国民党起义，但最终却以悲剧性的失败收场。已经有太多的教训显示，时机尚未成熟的起义，往往只会带来失败。相较於越南国民党的起义，虽然义静苏维埃也有不少的牺牲者，但透过农民、工人和妇女组织推动的反抗活动，对日後越南国内的反法运动带来了很大的影响，同时也让法国总督府对越南人的群众活动深感威胁。大众的参与会凝聚成一股巨大的政治压力，对殖民体制造成威胁。越南人开始确信，相较於一部分的人企图拿起武器造反，把人民聚集起来是更重要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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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此，法国殖民政府祭出力道更大的镇压。阮爱国的同伴如范文同和孙德胜等人都被法国当局逮捕，送到崑仑岛的监狱，那里约收容了八百人。另外，还有三百人在崑嵩遭到处决。

1933 年五月，西贡进行了一场被告人数达一百二十人的审判，结果有八人被判死刑，十九人无期徒刑，七十九人被判五到二十年不等的刑期。阮爱国也曾於 1931 年被荣市的法院宣判死刑，接着，他在六月六日於香港遭到英国警察逮捕，抓他的理由是「此人为苏联的间谍，企图推翻英国对直辖殖民地的统治」。

当时，阮爱国患有结核病，1933 年时甚至还有新闻报导指出，他已因不堪监狱的苛酷而死在狱中。胡志明自己则说：

「英国律师罗士庇（Henry Loseby）为我辩护，经过香港最高法院的裁决，我因为没有起诉的理由，所以对方的诉状遭到驳回，但命令我得离开香港才行。然而，如果就这样离开的话，我肯定会被送到中国去，在那里被蒋介石的人抓住并押进黑牢，最後死在里面。因此对於这个决定，罗士庇替我提出抗议，并上诉到伦敦的枢密院。刚好当时我生了病，被送到监狱的医院治疗。上诉的结果是，因为我没有违反英国的法律，所以立刻就被释放了。虽然罗士庇让我搭上了开往英国的船，但我在新加坡时被迫下船，接着又被送回香港，然後再度被逮。知道这件事後，罗士庇巧妙地趁秘密警察和（中国）国民党的爪牙们还搞不清楚状况时，把我送出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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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日本盂兰盆节时，民众会跳的一种舞蹈，本为一种佛教仪式。

[2] 〈让我走向列宁主义的道路〉，1960 年。

[3] 1922 年四月创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