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台海战争爆发── 2046年，未来的历史、战争与知识

从十三世纪金国灭亡的历史投射到台湾未来的这个故事，若有启示的意义，或许是不同出身的人——种族（汉人、女真人、契丹人及其他）、阶级（统治者与被统治者）、职业（军人、官僚与文人）和文化，一同抵御蒙古人的威胁与侵略。

有些人必须等到国家灭亡，一切既有的结构和界限被破坏之後，被迫撤除心中的壁垒，才能发现那些与己不同之人的价值。但愿我们国家的人民在那之前就能伸出手，试探彼此的友谊。

2046 年，台湾抵抗中国的战争进入尾声。没人预想这场战争竟然进行二十年。然而，历经金马夺岛、澎湖空战和钓鱼台海战，以及各种型态、断断续续的冲突，最後台湾所有的外援都断绝了。赴援的国家多因内部动荡，自顾不暇，先後退出联军。第一片的骨牌仍然坚持不倒，但第二、三、四片及其後的骨牌却已经承受不了气候危机、贸易中断的紊乱、Covid-46 的流行，难民问题和贫富差距恶化的冲击，各自退缩。在这一年，刘祁也开始逃难，离开台北。
 
台北成为荒城很久了。中央政府在开战後的第三年迁离，至此军政指挥系统已经瓦解，无法组成有效的国防力量。敌人的三军几乎可以轻易登陆、空降，甚至直接驶进台北港、基隆港。但迟迟没有行动，因为毫无急迫性，早已是囊中物。藉由台湾牵制、拖垮、打击自由世界的真正目标已经成功，这座岛也失去战略价值。既不用留人，甚至不用留岛。派军进驻，反而必须承担治理的任务，不如让这座岛上的人民自生自灭一阵子。尤其台北，历经多年战火摧残，饥荒、幅射污染和水源中断等，已经陷入人道危机的紧急状态，但整个世界已经听不到这里的呼声，对外通讯的手段几乎都失效了。
 
台北从一开战就是重点打击的对象，打击的重点却出人意外：粮食供应。此处近千万的人口，每日需要超过上千公吨鱼肉蔬果和米面。这些资源若非进口，即从台湾的北中南东其他地方输送而来，再经由批发市场流通分配。这一点成为敌军精准打击的目标，经由潜伏在台的间谍特工和第五纵队的暗助，通往台北的桥梁被爆破，供应的车队被伏击，运销市场被纵火焚毁。中央政府东补西救，却迟迟未能洞察敌军真正的意图：从一开始，这就是一场持久战、生命的消耗战，与没有人性的战争；与其突袭斩首神经中枢，不如切断四肢和末端，使其缓慢流血至死。敌军就是要割除台湾各地之间的连系，第一步就是让最庞大、最密集、也最脆弱的台北陷入混乱和孤立。中央政府的转移和疏散人口计画，在战乱中缓慢进行。刘祁不明白，为什麽自己竟然拖延这麽久，还不肯走。
 
刘祁在战争爆发前两年，才入职台湾研究院国家与思想研究所。2024 年，新总统就任後，着手修宪、政府组织改造和正名。直属总统府的中央研究院也在变革之内。最早成立於 1928 年中国南京的中央研究院，才刚启动筹备的百年院庆活动被喊停，在国会和民意的要求下更名为「台湾研究院」。更名也引发了不大不小的风波。有人投书主张不应更名，中央研究院是历史招牌，而且中国早就想取回这个名称。但这是一厢情愿的可笑想法。新中国成立後，早就建立了自己的研究机构、传统和声望：中国科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历史研究院。为「中央研究院」改名，自然被视为「去中国化」的步骤和罪状。中国既不可能重新采用这个旧名号，也不准它走入历史。在一阵纷扰中，更名於 2025 年完成，新总统出席了在南港院区的盛大典礼。刘祁在人社大楼的国际会议厅，听着总统演讲。当总统最後以低沈的嗓音说：「我们将以自己真正的名字，昂首走向全世界」，现场掀起一阵又一阵的掌声，连大楼外头草坪上的人都能感受到震动，刘祁也不禁热泪盈眶，这一年他才三十岁。
 

一

战争在隔年就爆发了。刘祁如今回想起这二十年，时间流移的感觉时快时慢：有时痛苦煎熬、度日如年，有时胜利的欢愉又时光飞逝。二十年间当然不是密集、不间断的冲突，而是交替着热战、停火与和谈。战斗的死伤一定是真实的，但和谈的言语和表演则让人困惑，分不清真假。当双方暂时休兵，更没人能预测接下来的走向是更炽烈的攻击，亦或平安生活的开端。没有一场真正的战争会按照模拟兵推的剧本走，而是充斥各种意外、偶然和缺失。有时敌人浩大猛烈的攻击被我军从来没听过的英雄奋勇抵挡下来，有时破口却又从最不可置信的地方裂开。台湾社会真正的脆弱与强韧，惰性与惯习至此暴露无遗，许多众所皆知的沈疴毫不意外如癌末病人束手无策，不过，也萌生了不少没人想过的连结与创造力。有些人的真面目被撕开，被证明是懦夫、间谍，或只是杰出的演说家，空洞虚伪的话语毫无抚慰或激励人心的力量。有些人之前默默无闻，却忽然崭露头角，正被寄予厚望，却在意外的情境下英勇牺牲。
 
很快就有人逃走了。战争爆发後，有些人趁海空被封锁、断航之前，逃赴国外避难：近如日韩、东南亚，远则澳纽和美国，甚至更远。少部分人观望局势，在一度好转後返回台湾，但再度恶化後又无法离开，因而懊悔不已。还有一种反向的逃亡：偷渡投奔对岸。招降是战争的一部分，是裹着糖衣的匕首。有些台湾人深信晚降不如早降，待遇肯定比较优厚，历史上的例子都是这样。甚至有机会晋昇为管理职──有些战俘、叛逃或投降者被安置在福建、浙江的集中营。然而，刘祁也听到传闻，这些集中营里的台湾人，最後都被送上火车，运往连地图上都找不到名字的地方，下落不明，而不是像宣传影片看到的那样：被分配到风光明媚的田园，欢笑着过上安居乐业的生活。真正扼止偷渡潮流的是一支虐杀俘虏的影片。影片中的青年男子以台湾人熟悉的腔调哭喊着「我不是骗子」後被残忍杀害。这支影片当然是刻意拍摄和流出，和那些以美好生活诱降的影片交替使用，分别锁定不同受众的心态，施以精准打击。然而，影片中那位台湾人的身份最後被证实是国民党代理主席之子。他和密使一同前往对岸，企图建立秘密的沟通管道，但不晓得什麽缘故阴错阳差，结果走上不幸的不归路。当他的父亲在电视上声泪俱下控诉时，刘祁并不感到同情。此後，再也没有人兜售和平协议或投降的解药。
 
刘祁并非幸灾乐祸，对叛逃者冷酷无情，也不是战争的死伤让他麻木，而是这二十年间人性的复杂、命运的多变，让他的情感不像年轻时那麽容易起伏。开战之後，有些平素激昂倡议独立的同事，反而忧虑消沉，而那些期盼两岸友好的人则神情哀戚。两种人中都有人赶着以各种名义申请出国，也都有人默默守候家园。刘祁当然也想过，但他在台湾完成学业，国外的人际网络单薄，根本抢不到那些有限的名额。当 2030 年台湾遭遇开战以来最大的挫败，情势全面看坏，刘祁也想过是否应该多准备几条退路、出路或生路。当时许多人都在探询偷渡的机会，早有人利用这个管道辗转接出在台湾的亲人朋友。刘祁住在台北城郊的淡水，邻近的东北角海岸一直有人在半夜冒险搭船。他在市场中听过鱼贩谈起大人、小孩的价码。「欢迎同胞归来，一切都准备好了」，只要能平安上岸、表示投诚，我们将安顿好一切生活──宣传影片和广播特别用台湾人习惯的腔调，放送柔软的话语。
 
刘祁和大多数人一样，不是那种有勇气出头的人。开战前後，有些人高嚷战至最後一兵一卒。刘祁觉得自己如果不能成为第一个倒下的人，那麽他就说不出那句话。直到 2037 年那场惨胜的恶仗──淡水河口的反登陆战，许多男女市民，从少年、青年、中年人到老年人，自发组成义勇军协助扼守通往台北的市街。但由於临时变换战术──渴盼已久的外援终於赶上，所有地面部队受命撤退，但机动性差的民兵慢了一步，结果有些人与敌军一同葬身大规模轰炸的火海中。那一天，刘祁躲藏在大楼的地下室，听着闷闷的声响和震动，当他走出来，满街传来哭泣嚎叫的声音，空气弥漫焦臭难闻的气味，山坡下燃烧的烟雾冲天升起，几乎遮蔽了观音山。他终於明白：一个人要有自己的决定，可以离开，也可以倒下；如果没有死的觉悟，至少也要有生的觉悟。此後，他断了要离开的念头。
 

二

2037 年之後，刘祁任职的国家与思想研究所，正式宣布所有人员停止办公，进入半关闭的状态。战争爆发後，刘祁的研究工作几乎停顿。不是因为安稳平静的日常生活被打乱，而是他对自己的专业产生了怀疑：中世纪的政治哲学和社会理论。这些哲学和理论并非不曾触及战争的课题──如果他想，也能写出一篇文章：〈比较朱熹与奥古斯丁如何思考战争、正义与身体〉。但这样的论文能够控诉这场不义的侵略、传达生命的痛苦？写给谁看？又要发表在哪里？不要说学术期刊，各种传播媒体已随漫长的战争而先後消失：报纸杂志、电视和网路，皆随基础设施受损，或资源匮乏而停止，人们最後只能收听广播，小传单和口语流传的消息。广播成为最後可依赖的单向媒体，官方与私人营运的区域电台仍然放送新闻、政府通报和歌曲。广告锐减，但还有谈话节目，许多人分享着战时生活的痛苦和小确幸，也有寻人和报平安的节目。比起战前的各种媒体平台，充斥无所不在的行销与见缝插针的假消息，广播电台的讯息量少，简单，而且容易听过就忘。刚开始刘祁总是固定收听政府通告的消息，不错过任何一条可以让自己更能掌握局势、超前部署、至少不落後他人的资讯。但久而久之，他感到疲乏和徒劳。因为他发现，无论在战前或战後，资讯的多寡都不是决定他生存、行动与决断最核心的要素。当他慢慢放弃这种关注，也有了更多时间读读书、思考和遥想过去人生的点滴。
 
有一天，他从广播听见似曾相识的名字，提到一名军官如何在淡水河口的战役英勇牺牲的事迹──如果不是他坚守阵地，许多部队和民兵来不及後撤。刘祁过了两天才想起他们曾就读同一所高中，印象中是个爱捉弄人的青少年，但不晓得他何时成为一名尽忠职守的军人。这一则报导出来後，他陆续听到街坊邻居随之说起那一天的战况，有些伤者还收容在附近的战地医院。刘祁终於鼓起勇气，踏进那座战场看一眼：满目疮痍、宛如鬼域的废墟。过去曾是游客如织的市街，如今就像活生生的人被烧成残缺的骨骸，勉强还能辨识人形。经历十年以上的战争，所有人都明白毁灭是怎麽一回事。刚开始，还有人拍照上传、记录生活，但大多难以为继──社群网站的伺服器关闭，网路断断续续，有限的电力变得珍贵。刘祁知道，这一切很快将被遗忘。接下来还会有下一个战场，还有更残忍的死伤，更无法直视的真实。他没来由想起战前有个在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的资深学者，有时聚会聊到一些社会和文化的现象与议题，他总是一副没人听他讲的酸言酸语说：「不重要，反正很快就忘了，没什麽人会在意」。从废墟走出来，他想多吸几口空气，平抚体内翻涌的胃液，赶在入夜宵禁前，循着漆黑的巷弄走回家，突然有个念头却像子弹从嘴巴射出来：「别人怎麽样我不管，我觉得重要，我在意，我要记住。」
 
之後，刘祁开始提笔──真正的笔，在笔记本写下他记得、听到、看到和想过的人事物，设法拼凑出这场河口攻防战的来龙去脉。他听着广播中的报导，记下他认为重要的资讯。他也到战场周边之处，询访那些目击者。这些讯息十分庞杂，而且都是片断，刘祁很清楚自己只能得出一个约略的轮廓，离完整的全貌非常遥远。比如说，轰炸的飞机究竟从哪个方位飞来，就有不同的说法──或许都对。他很清楚，真正的事实无疑是由盟军决策、执行，一定从东岸的机场或海上的航空母舰起飞──这就是那位历史语言研究所的学者再三强调、唯一且无庸置疑的「历史事实」。然而，当一个地面的观察者，看到飞机从大屯山上方的层云里现身，俯冲投弹，又是什麽样的事实？如果在战前，他们一定会争论何谓「事实」，主观或客观、哪一个更重要或次要这些问题。但那样的心情和雅兴离刘祁已经十分遥远。不是因为学问的价值、知识的真确在战乱中显得奢侈，而是他越来越感受：知识与学问系於某种「情境」：诞生於其中，也随之毁坏。有种学问诞生於出国开会的飞机、衣衫亮丽的研讨会和电子资料库，那样的学问散发高尚典雅的气质；操作知识的「理性」就跟订制合身的西装、套装一样，裁剪每篇论文的字句。如今刘祁身上穿的是耐磨耐脏的工作服，他也穿着这件衣服走进被轰炸、焚毁的战地，翻找出那些还能辨识的证物和遗物：拍照，存在记忆卡，夹进笔记本。当他启程离开家乡时，他抄了一份复本，留在淡水当地的图书馆。如果这个地方在数十百年後复兴重生，或许有人会发现这份记录，知道这个滨海小镇曾经遭遇什麽样的灾难。他们会知道一个名字：那个人在战斗中坚守到底，拯救了其他人的生命。
 
2046 年，国家与思想研究所联络研究人员返院，讨论接下来的处境。刘祁花了一天的时间，徒步穿越台北到南港，重回久违的办公室。有些同事已联络不上，有些已经过世。到了之後才知道，院方要各所提出一份留用名单。原来有人向首长建议，人才是可贵的资产，应当向对岸推荐研究人员，保障其生活与工作，为接下来的接收和重建效力。这个人还说：读书人乃国之根本；1949 年如果没有抢救学人的计画，当年流离来台的人才就不会建立台湾研究院的前身，如今不过是破镜重圆。院方因此传令各所提出人分三等的卓越、杰出和优秀名单，预备透过与对岸交流的学术管道，向上传达这项请求。国亡城陷在即，许多企业、机构、乃至个人都在想尽办法攀关系，希望能找出一线生机。
 
国家与思想研究所的动作算慢了，同事之间交换讯息才知道，有的所已经回覆。但每个所的名单，仔细分析都不一样：有的所全是资深学者，有的刚好相反──有人认为还年轻的人应该自己想办法，有人却主张正因为年轻才应给予机会。有的所拒绝回覆，有的所则开出指定名额两倍以上的名单──如同 1949 年，有的单位举所来台，有的坚持留在中国。有人得知自己被列入名单後，坚持拿下，但也有人希望能改善艰难的生活，一再向主管诉苦。国家与思想研究所是 2025 年才成立的新所，管理与领导作风比较美式，重视自由、平等和沟通，最後结论交由每个人自己决定。刘祁已经五十一岁，既不资深也不年轻。他觉得自己已经比所有死去的人都幸运，对未来并无久远的期盼。他仍然挂念的是在南科院区的女朋友，她在 2025 年随独立、合并而新建的多源宇宙与太空考古研究所南迁。接下来的战事改变了两个人的命运。上一次两人约在台中见面，已经是三年前的事。没人能预想接下来的日子会如何，但刘祁希望在有生之年，能再见她一面。
 

三

经过一个月，刘祁终於徒步走到大安溪北岸。渡过这条河，前方就是台中颜家的地盘。对饱受饥荒与失序而流徙的台北难民来说，那里是个能够温饱、歇息的安全之地。刘祁一路遇到许多人，都说那是他们的目的地，希望能获得颜家的庇护。这段路程比刘祁预期得容易，但更久。道路虽然可以通行，但移动的车辆非常少见。如果有，也是疾驰而过，把在路边缓慢行进的徒步者远抛在後。到处是弃置的车辆──性能完好，但没有汽油。容易是因为方向很容易辨识，路上也有三三两两的行人成群结伴，彼此照应。困难的是饮水和食物。刘祁上路前，就听人说各地乡镇聚落会提供一些物资给南下的难民，尤其那些还能经营农业的地方，尚有援助的余力。如果要南下，就要沿线一站接一站走。
 
绝大多数县市乡镇的民选或指派首长都丧失了政治权威，很多人被证明毫无能力应对战时的挑战。此时出身在地社会的大小领袖，几乎没有人不具备深厚实力与待人处事的才能。战前在学界工作的刘祁，听过各个学科、各个研究所对这些人的称呼和标签，比如「地方派系」、「地方势力」，「头人」或「角头」。那位历史语言研究所的同事总是语带轻蔑：「那群土豪」。在刘祁喜爱的政治哲学，这些人毫无位置。然而，当各种制度支撑维系的现代社会崩塌，生存到最後的人却是这些被认为最传统、最土气、不够进步的人。刘祁想起以前读过的中国史，这种人在古代晚期被称作「豪族」，在近代早期被称作「乡绅」。然而，不论政权如何更迭，社会如何变迁，紮根於自己乡土的人始终有个安全的避难所。刘祁经历了台北的陷落，才明白自己和历史上那些「中央化」的人走上相同的命运──既依存中央的存在而生，也随中央的陷落而亡。这个中央可以是王朝、首都、国家政权，或资本主义与全球市场底下的企业，吸收、调控各种资源而成就自我。这些建制在鼎盛时呼风唤雨，一旦丧失某些基础条件又脆弱不堪。
 
路途上，刘祁好几晚都在寺庙香客大楼的走廊上过夜──床位保留给久住或定居下来的难民；继续前行的人就找个简便之处栖身。刘祁领取了饭团、炒米粉和酱瓜──白天他和几个外地人一起动手清理被炸毁的房子，换来两天一夜的食宿。庙方的主持人还指示他们如何走到下一站，该找谁求助，说是他介绍的。隔天早上出发前，刘祁在神前默祷，感谢一路上获得的帮助。这些宫庙在战前是乡镇居民的信仰中心，战争爆发後更是如此，人心的期盼和恐惧只能从神明的沉默中求得片刻的宁静。但不止於此，宫庙发挥了更多的社会功能。政府的运作因战局恶化而萎靡──不少官员或公务员离开职守，全国性、区域性的协调日益困难。人们越来越仰赖小范围的领导和社群，维持日常的生活。刘祁领取的食物是由宫庙组织邻近的居民，从有限的食粮拨出来救济一波波南迁的难民。如果不是桃竹苗一带的宫庙互通声气，形成接应的网络，移动的人流势必更紊乱，与在地居民的冲突也会更多。各个乡镇在头人的带领下，状况好一点或坏一点，至少维持基本的秩序。有些地方的环境尚可、资源较丰富，也比较好客，有些人因此停留下来。
 
大多数难民是集体移动，至少是一个家庭，或几个家庭约好一起上路，很少像刘祁这样孤身一人。人们循着各种人际关系连结成群，除了亲友，邻里，还有同公司或社团，但刘祁从没遇过自己的同类组成团体的。还有一种是教会的兄弟姊妹。刘祁常跟在他们的队伍後面，因为有时前方会传来吟唱诗歌的乐声，先是一个人低声开口，然後几个人慢慢附和，听着让人感到安慰。有时他们围成一圈、牵手祷告，也邀请刘祁加入。他听着喃喃自语般的音声，有时几乎忘怀对未来的忧虑，而想起了许多人──已经死的，没有消息、不知道在哪里的，还有期盼见到的人。一路上，刘祁当然遇到冷漠、可鄙的人，但也对那些仍维持善良、友善与人性尊严的人，感动不已。他想起以前读过的诗句「三百年来涵养出」，形容那些在十三世纪华北的战乱中不幸被蒙古人掳走为奴的汉人。这座岛上的人们，不也是这块土地涵养了数百年的花果？
 
刘祁跟这群基督徒分开是在渡过大安溪的前一天。他们的目的地原本也是台中，最後经集体讨论，却决定停留在苗栗南端的小镇，不再前进。原因之一是有人担忧接下来不知道还会发生什麽战事，希望能够远离都市化、人口密集的地带。在这座小镇过夜时，庙方主持人和刘祁聊起邻近的状况，他说有些台北下来的年轻人都往更深的山里去，而不是继续南下：「伊讲山顶咖自由、安全」。这些年轻人有时会带着山产来这里交换粮食和其他生活的必需品，日子也还过得下去。在这场漫长的战争，每个人都学会各种生存的技能，解决各种意想不到的问题。除了战斗，生存就是战时最重要的专业。像刘祁这样的人只知道书本的世界，能活下来是运气好。
 

终

刘祁过河、进入台中後，没想到却留了下来。他原本去寻访学界的朋友，想歇脚数日，却被介绍到大度山上的学校授课，暂时栖身。之前的大学已不复存在，校园早因战火而关闭，而且一度遭到飞弹攻击，房舍受损。为了收容台北南下的难民，这一带在台中各界的商议下，成为安置的集中地，台北的几所大学联合起来，也在这里复校。尽管仍不时有空袭警报，但许多难民家长仍希望小孩受教育。刘祁战前曾在大学兼课，但二十年後他遇到的学生却截然不同。这一批在战争中成长的青年，几乎不曾接受完整的学校教育──战争期间，停课和上课的时间几乎相等。升学考试早已停办。每个人的童年和青少年都不再整天被锁在学校，而是交替在避难所、军事训练营，或在街道上开枪射击。每个青年男女都是一边读书，一边忙碌着生活中的事务：接受各种训练，谋生打工，还有生离死别。他们几乎对战前精致细腻的浮华世界一无所知，却对知识和艺术充满了兴趣。刘祁跟这群学生提起战前的一个名词：「文青」，每个人都一副难以理解的表情。「因为你们将是文武双全的一代」，刘祁心中这样想，却没说出口，因为这批自信成熟的年轻人不需要这种多余的鼓励。刘祁不知道自己能教他们什麽知识：政治哲学、社会理论、文化研究？难道要教中华的历史──如今已成敌国，未来将是占领国，以後自然会有人过来教。历史上的每一场战争都改变了知识的轨迹，有些知识彻底破产，被证明只是稳定体制的惯性遗存、包装精美的空洞臆想，或学院沙龙的花俏，甚至是论证严谨的宣传洗脑，而有些知识却萌芽新生，大放异采。经过这二十年的战争，刘祁越来越相信，不能与现实、与他人连结的知识是孤立的──那在战前行得通，但从此不可能了。
 
刘祁在大度山任教的前三个月，大台中最关键的人物颜宽恒来过两次。据同事说，每一、两个月，他会派人来向这群从过去的政经与文教中心南下的教授、学者，汇报各种新闻和情报，并请他们讨论、发表意见，年事已高的他本人就坐在旁边静静听着众人讨论，不置可否，他唯一开口、离开前用台语说的话是：「足趣味，有道理」，然後有礼貌地谢谢大家。大台中遭受的战灾少於台北，也未遭遇饥荒的打击，但同样需要疏散人口、并接收来自北部的难民，仍是艰钜的挑战。政府组织的动员力量不足以真正伸入基层社会的窘境很快暴露无遗，原本只是扮演辅助角色的地方势力，逐渐介入、推动各种业务，才让社会与经济部门勉强维持运作。当国家濒临解体，官僚行政的习性与作风根本寸步难行，如果不是靠人与人之间真正的关系，比如信任、人情和承诺，就无法连结起大大小小的社群和团体。战前在地耕耘已久的颜家，尽力调节资源和利益──必要时也使用强制力，让人们维持可以接受的生活水准，逐渐成为非正式、但众望所归的领袖。在 2046 年，颜宽恒已经是六十九岁的年迈长者。在二十年的战争期间，正是他设法解决各种前所未有的难题。他也因此遭到敌军的伏击，刺客的暗杀和兄弟的背叛，受过重伤，但存活下来。刘祁在会议室中看到他，行动有些不便，方脸的左侧还有旧伤疤，但态度稳重、总是低眉闭目的神色十分淡然，有股让人无法看透的气势。刘祁二十几岁时，曾在电视上看过他出席立法院会，经历落选，还有其後罢免和补选的一切风波。但那些的胜利与失败、得意与挫折，跟这二十年间经历的磨难与生存下来的强韧相比，都显得微不足道了。
 
除了偶尔现身大度山，颜宽恒有时也客气请求大度山的教授、学者代拟文稿，用於广播宣讲或传单，鼓舞、安定大台中的民心士气。有人乐於接下这项任务，视之为靠近权势人物的大好机会，可以提昇自己的地位和处境。然而，经过几次却发现，颜宽恒上电台讲的、或印出来的内容，有时完全与代拟的文稿相反，显然他有自己的判断取舍和其他幕僚的修订。也有人从一开始就回避这些事，不希望和大台中实质的领导者有太多牵扯，因为他们担忧日後的新政权会一并清算──没人能预测新的外来政权入主之後，将如何对待这些地方的大小头人。刘祁的专业是政治哲学和社会理论。如果他更熟悉历史上的人事物──尤其中华的历史，会有比较高的政治敏感度。但他新来乍到，还在适应，这份渐渐为众人不喜的差事就推给他。
 
刘祁接下的第一份文稿，题目是「顾好咱的家园」，让刚从台     北南下的他伤透脑筋，不知如何下笔。刘祁想起战前，颜宽恒的父亲说过一句话让他印象特深。那是 2019 年，国民党正为了推派谁投入隔年的总统大选而纷扰不已。颜宽恒的父亲说：「有钱是他家的事」，拒绝支持其中一位财大气粗的首富。刘祁当年人在台北，这座城市的所有传媒没有不歌颂赞美企业成功人士，为荣华富贵锦上添花。他难以想像，竟然有人如此公然不驯。刘祁後来常细细咀嚼这句话，慢慢才明白其中的道理：「有权力是他家的事」、「有知识是他家的事」、「有正义是他家的事」。一个人如果不会依附在自认或公认有钱的首富脚下，听任指使，也不会任其他自认或公认有权力、有地位、有知识、有正义的人宰割。刘祁自问：难道我就要任凭这些人来左右我的命运？侵害我的生存与利益？我自己、我的家，乃至我的国家，应该追求自己的财富、地位和权力、建立知识和正义的论述。一个人必须认同自我的存在、利益与正当性──熟悉政治哲学的刘祁，很清楚这一点意义重大。如果有一天他想写作一部《台湾政治理念史》，他会以〈有钱是他家的事〉命名其中一章。於是，刘祁引用了这个话头，然後舖排成：「有航空母舰、有超音速飞弹、有太空武器是他家的事，咱无论如何，要顾好自己的家园」，写进那一篇代笔的文稿。
 
在那之後，刘祁还代笔好几篇文稿。经过几个月，某次固定的时事汇报结束，颜宽恒向校长提起，说要去校园散步，想找刘祁讲几句话。於是刘祁被召唤，随同贴身随护和汇报时事的主持人，四人一起缓步从文理大道的顶端往下走。文理大道两旁有人持枪来回戒护，但其他人都隔在一段距离之外。颜宽恒对刘祁问起来台中的生活如何？是否适应？也问他在台北的经历和见闻，以及穿越桃竹苗的状况。颜宽恒听了只点点头，偶尔说：「那个人我知」。刘祁心想，虽然他不离开台中，但情报和消息的触角一定伸得老远。
 
文理大道走到一半，话题逐渐开展。颜宽恒以老人家的嗓音、低沉说着台语﹔「上次听人念你的文章，让我想起打仗之前那几年。那时阮家很惨。每一个党都打阮。国民党执政时是这样，民进党同款。台北人每天出新闻修理阮，陇看阮不起。当时有人讲我有礼貌没才调。结果，那个人连伊自己的党嘛顾不好、散散去。伊敢知影待人处事有这简单吗？打仗之後，那些首富哪一个不是坐上飞机走去？我如果想要走，当然没问题。但我若走了，代志就乱了。这麽多乡亲和兄弟，谁要来照顾？」
 
「听校长说你想要辞职去高雄找女朋友。我已经派人去找到伊。这是伊写给你的信。」他示意身边的人，刘祁收下信封，封面是他记忆中的笔迹。「我想拜托你一件代志。美国派人跟我联络，说他们这次准备好了，要再回来台湾。这件代志不是秘密，中国那边也知道。我身边当然有中国埋伏的人，我也知道是谁。但不要紧。重点是我想拜托你和我的人去一趟美国，把你看到的、听到的和想到的，回来跟我报告，给我参考。这一趟当然有性命危险，要坐船和换飞机。你若不想去，也不勉强。留在台中，或是要去高雄拢好。」
 
刘祁只觉得手里的信和他听到的话一样沉重。这是个难以拒绝的提议──而且，为了她，和其他人。此时四个人已经走到文理大道的尾端，过去的草坪如今已成一片焦土，路思义教堂只剩残砖废瓦。过去那座耸立优雅的建筑物，如今像一张被踩烂、破碎的脸。颜宽恒停步：「打仗以前，我带囝儿和孙儿来这玩。这儿风景足水。不管将来是哪一个国家会来，美国也好，中国也好，我都不会走。等有一天，咱筹钱重建这座教堂。虽然我不是教徒，但它是咱台中的地标，不能让它消失。这是咱的土地和家园。」

後记

最初动念写这个故事是因为我正在阅读一段亡国史的篇章。那是十三世纪的华北，由女真与汉人合建的金国，被蒙古人灭亡的过程。金国灭亡後的华北，出现了两种重要的社会力量：在地的大小军阀和全真教。这些地方势力和全真教士收留、保护华北的难民，还接纳、庇护从汴京（开封）逃难出来的士大夫。我读着这段惊心动魄的历史，看着台湾的报刊新闻不时提及「地方派系」和「宫庙」──当时正为了台中第二选区立委罢免而纷扰，不由得产生微妙的联想。全真教不就是十三世纪华北的「宫庙」？而那些在自己的乡土纠集民兵、保护家园的地方军阀，岂不近似「地方势力」？我看到许多新闻和评论，对於地方势力和宫庙，几乎很少有正面的评价，而且有程度不等的敌视，甚至歧视。然而，在现代社会，宫庙和地方势力，真的那麽坏吗？万一我们所栖居的社会环境产生钜变，台湾的宫庙和地方势力，是否会像十三世纪的华北，成为拯救民众的关键？所以，我沿着这个思路，写了这个故事。
 
这个故事里的情节皆有历史的本。金国从迁都到亡国的时间约略二十年。亡国之前的汴京，经历了围城、饥荒、瘟疫和政变。金国二十年的抗战不只让亲身经历者记忆深刻、连後世史家也为之敬佩──那可是一个立国才约百年的国家，内部的阶级、族群有着各种冲突，国家政策也在摇摆。汴京城陷之前，元好问写信给在蒙古军中的耶律楚材，信中推荐数十位金国的读书人，希望这些人能受到保护。元好问和刘祁（本文的主角就是借用他的名字），则在城陷後的一、两年──堪称一生境遇最惨淡的光景，同时立志写史，记录金国抗战中的勇士，思考失败的原因。全真教士集结、拯救难民的事迹更是丰富，记载在许多人身後的传记中。
 
後来，以华北各地的势力范围为据点，结合了过去难以互相接触的三种人：士大夫、全真教士与军阀。亡国之前，金国核心的士大夫很难看得起那些土豪领袖或作风古怪的全真教士。但亡国之後，他们才真正见识到过去轻蔑的两种人拥有自己不晓得的力量，才提笔为文，记录这些领袖和教士的事迹。後世有些学者批评这些汉人士大夫是奉承、虚伪或缺乏气节──因为这些领袖和教士都与征服者蒙古人合作。但我推想，这些经历国家灭亡巨大震荡与创伤的士大夫、读书人──在现代社会可能是学者、教授、作家，或高阶文官，一定深刻思考自己存在的意义与无意义；对於自己之前依附在政权核心的位置，从而居高临下贱视「异己」的「他者」：土豪和宫庙，有了一丝反省。至於这些读书人、全真教士与土豪「世侯」──蒙古人承认其家族势力，日後如何进一步渗透到新的征服者、外来政权的内部，去影响蒙古人如何统治中华，那又是另一个复杂的故事了。
 
为什麽要写一个虚构未来的故事？不好好写历史或历史故事就好吗？现实社会与过去历史之间的关联性，需要用虚构的未来嫁接两者吗？我从大学起接受的历史学专业教育，常要求它的学徒必须严谨区分两者：一个历史学者可以受现实的影响、进而产生历史的兴趣，也可以发现两者之间有相似或值得参考之处，但无论如何，现实与历史就是两回事。有些学者可能会写一篇中国历史上「太学生」「清议」运动，顺便评论他所见的「学生运动」，不管是天安门、野百合或太阳花。这种方式有时很隐晦，因为作者只在结论略作暗示；有时会稍微直接，点明作者本人就是拿两者来比较、比拟。如果我采取这种写法：那我就要先写出十三世纪的历史和故事，然後在文章结束时再提醒读者：把眼光在过去与现在之间交替、转换，进而重新思考自己面对的问题。这种方式没有不好，只是我觉得有点老派和单调。我想换个方式，探索历史的材料到底还能怎麽用？除了历史事实、历史教训、历史故事、历史穿越，还能不能有其他的运用方式？
 
或许因为我正在看《高堡奇人》的影集──美国在二次大战落败，被纳粹统治的「多元宇宙」故事，让我觉得也可以一试。《高堡奇人》虚构的未来，其实并非完全凭空设想，而是依据二次战後的现实与历史。这个故事写到一半时，我也翻阅了陈冠中的《建丰二年》，欣赏这位作者如何搬弄已知的历史到另一个变形的时空。如果找到窍门，或许我们可以从过去的历史，大胆想像未来。结合虚构与非虚构、历史和小说，历史学者可以用独特的方式，批判和评论现实。这个故事就是初步的尝试。
 
虚构与事实之间的关系千丝万缕。与其论述、分析两者之间的关系，不如自己打毛线、自己编织连连看。若有余力、余闲和余兴，尝试创造、而非评论，必能为我岛的文化注入更不一样的质素。一旦自己动手，肯定会发现没有那麽困难，但也没有那麽容易。就算自己穿上自己织的一件丑毛衣，其意义与潜力仍非翻译的、进口的、代工的名牌可比。有些技艺只有自己施展得出来，才算数。
 
因为按照十三世纪历史剧本的走向，这个故事最後安排了地方权势者登场──颜宽恒。但这篇文章不是政治业配，也不是要「洗白」什麽人──把塑胶镀成金的，跟把黑的洗成白的，前者没有更高尚，而我也不认为有谁的本质天生就是坏的。我不自认对台湾社会有深刻的了解，但至少还知道在各个领域，到处都有派系、集团和家族的传承，山头、地盘和小圈子的划分──这都是人之常情。身为研究者，又怎麽会不清楚人类社会各种精巧奥妙的支配方式──思想、论述的说服、操纵和讹诈，如今才让人更感到恐怖。擅长此道的帮凶，往往更为隐蔽。我的同温层对在地势力者的态度是不以为然，甚至轻蔑。其实我也应该跟他们一样，形成良好的自我感觉：高等教育、国际网络、知识和进步的理念──如果还有傲人的财富和家世，就更高人好几等。然而，如果让我轻蔑这些在地头人，总让我回想起一九八零年代的小时候：城市人看不起乡下人，台北人看不起台北以外的人，功课好看不起那些功课差、讲话粗鲁、但体育好的人。
 
如果要分析这种歧视链，可以说的内容实在太多。然而，我的自我优越感之所以受到抑制，或许和历史学有点关系。历史学者习惯面对传统和古代社会中的各色人物──从皇帝、豪族到强盗，而这些人无一能躲掉以现代价值为尺度的检视，几乎每个人都应该被「转型正义」，几乎每个人都「政治不正确」。但历史学者无法简单用批判的态度看待历史上的人事物。然而，历史学者真正的危险却是太习惯接受这些人，视为理所当然。如果最糟糕的左派是认定一切都不合理，那麽最糟糕的历史学则认为历史上存在的一切人事物都是合理的。合理与不合理的拉扯，或许不像人类未能感知的地壳变动那麽缓慢，但在人一生的感知中也够缓慢了。人或许只是不得已要习惯这种速度，以及合理与不合理同时并存且互相转化的矛盾。
 
从十三世纪金国灭亡的历史投射到台湾未来的这个故事，若有启示的意义，或许是不同出身的人──种族（汉人、女真人、契丹人及其他）、阶级（统治者与被统治者）、职业（军人、官僚与文人）和文化，一同抵御蒙古人的威胁与侵略。有些人必须等到国家灭亡，一切既有的结构和界限被破坏之後，被迫撤除心中的壁垒，才能发现那些与己不同之人的价值。但愿我们国家的人民在那之前就能伸出手，试探彼此的友谊。

（本文作者任职於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