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台海战争爆发── 2046年,未来的历史、战争与知识

从十三世纪金国灭亡的历史投射到台湾未来的这个故事,若有启示的意义,或许是不同出身的人——种族(汉人、女真人、契丹人及其他)、阶级(统治者与被统治者)、职业(军人、官僚与文人)和文化,一同抵御蒙古人的威胁与侵略。

有些人必须等到国家灭亡,一切既有的结构和界限被破坏之後,被迫撤除心中的壁垒,才能发现那些与己不同之人的价值。但愿我们国家的人民在那之前就能伸出手,试探彼此的友谊。

2046 年,台湾抵抗中国的战争进入尾声。没人预想这场战争竟然进行二十年。然而,历经金马夺岛、澎湖空战和钓鱼台海战,以及各种型态、断断续续的冲突,最後台湾所有的外援都断绝了。赴援的国家多因内部动荡,自顾不暇,先後退出联军。第一片的骨牌仍然坚持不倒,但第二、三、四片及其後的骨牌却已经承受不了气候危机、贸易中断的紊乱、Covid-46 的流行,难民问题和贫富差距恶化的冲击,各自退缩。在这一年,刘祁也开始逃难,离开台北。
 
台北成为荒城很久了。中央政府在开战後的第三年迁离,至此军政指挥系统已经瓦解,无法组成有效的国防力量。敌人的三军几乎可以轻易登陆、空降,甚至直接驶进台北港、基隆港。但迟迟没有行动,因为毫无急迫性,早已是囊中物。藉由台湾牵制、拖垮、打击自由世界的真正目标已经成功,这座岛也失去战略价值。既不用留人,甚至不用留岛。派军进驻,反而必须承担治理的任务,不如让这座岛上的人民自生自灭一阵子。尤其台北,历经多年战火摧残,饥荒、幅射污染和水源中断等,已经陷入人道危机的紧急状态,但整个世界已经听不到这里的呼声,对外通讯的手段几乎都失效了。
 
台北从一开战就是重点打击的对象,打击的重点却出人意外:粮食供应。此处近千万的人口,每日需要超过上千公吨鱼肉蔬果和米面。这些资源若非进口,即从台湾的北中南东其他地方输送而来,再经由批发市场流通分配。这一点成为敌军精准打击的目标,经由潜伏在台的间谍特工和第五纵队的暗助,通往台北的桥梁被爆破,供应的车队被伏击,运销市场被纵火焚毁。中央政府东补西救,却迟迟未能洞察敌军真正的意图:从一开始,这就是一场持久战、生命的消耗战,与没有人性的战争;与其突袭斩首神经中枢,不如切断四肢和末端,使其缓慢流血至死。敌军就是要割除台湾各地之间的连系,第一步就是让最庞大、最密集、也最脆弱的台北陷入混乱和孤立。中央政府的转移和疏散人口计画,在战乱中缓慢进行。刘祁不明白,为什麽自己竟然拖延这麽久,还不肯走。
 
刘祁在战争爆发前两年,才入职台湾研究院国家与思想研究所。2024 年,新总统就任後,着手修宪、政府组织改造和正名。直属总统府的中央研究院也在变革之内。最早成立於 1928 年中国南京的中央研究院,才刚启动筹备的百年院庆活动被喊停,在国会和民意的要求下更名为「台湾研究院」。更名也引发了不大不小的风波。有人投书主张不应更名,中央研究院是历史招牌,而且中国早就想取回这个名称。但这是一厢情愿的可笑想法。新中国成立後,早就建立了自己的研究机构、传统和声望:中国科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历史研究院。为「中央研究院」改名,自然被视为「去中国化」的步骤和罪状。中国既不可能重新采用这个旧名号,也不准它走入历史。在一阵纷扰中,更名於 2025 年完成,新总统出席了在南港院区的盛大典礼。刘祁在人社大楼的国际会议厅,听着总统演讲。当总统最後以低沈的嗓音说:「我们将以自己真正的名字,昂首走向全世界」,现场掀起一阵又一阵的掌声,连大楼外头草坪上的人都能感受到震动,刘祁也不禁热泪盈眶,这一年他才三十岁。
 

战争在隔年就爆发了。刘祁如今回想起这二十年,时间流移的感觉时快时慢:有时痛苦煎熬、度日如年,有时胜利的欢愉又时光飞逝。二十年间当然不是密集、不间断的冲突,而是交替着热战、停火与和谈。战斗的死伤一定是真实的,但和谈的言语和表演则让人困惑,分不清真假。当双方暂时休兵,更没人能预测接下来的走向是更炽烈的攻击,亦或平安生活的开端。没有一场真正的战争会按照模拟兵推的剧本走,而是充斥各种意外、偶然和缺失。有时敌人浩大猛烈的攻击被我军从来没听过的英雄奋勇抵挡下来,有时破口却又从最不可置信的地方裂开。台湾社会真正的脆弱与强韧,惰性与惯习至此暴露无遗,许多众所皆知的沈疴毫不意外如癌末病人束手无策,不过,也萌生了不少没人想过的连结与创造力。有些人的真面目被撕开,被证明是懦夫、间谍,或只是杰出的演说家,空洞虚伪的话语毫无抚慰或激励人心的力量。有些人之前默默无闻,却忽然崭露头角,正被寄予厚望,却在意外的情境下英勇牺牲。
 
很快就有人逃走了。战争爆发後,有些人趁海空被封锁、断航之前,逃赴国外避难:近如日韩、东南亚,远则澳纽和美国,甚至更远。少部分人观望局势,在一度好转後返回台湾,但再度恶化後又无法离开,因而懊悔不已。还有一种反向的逃亡:偷渡投奔对岸。招降是战争的一部分,是裹着糖衣的匕首。有些台湾人深信晚降不如早降,待遇肯定比较优厚,历史上的例子都是这样。甚至有机会晋昇为管理职──有些战俘、叛逃或投降者被安置在福建、浙江的集中营。然而,刘祁也听到传闻,这些集中营里的台湾人,最後都被送上火车,运往连地图上都找不到名字的地方,下落不明,而不是像宣传影片看到的那样:被分配到风光明媚的田园,欢笑着过上安居乐业的生活。真正扼止偷渡潮流的是一支虐杀俘虏的影片。影片中的青年男子以台湾人熟悉的腔调哭喊着「我不是骗子」後被残忍杀害。这支影片当然是刻意拍摄和流出,和那些以美好生活诱降的影片交替使用,分别锁定不同受众的心态,施以精准打击。然而,影片中那位台湾人的身份最後被证实是国民党代理主席之子。他和密使一同前往对岸,企图建立秘密的沟通管道,但不晓得什麽缘故阴错阳差,结果走上不幸的不归路。当他的父亲在电视上声泪俱下控诉时,刘祁并不感到同情。此後,再也没有人兜售和平协议或投降的解药。
 
刘祁并非幸灾乐祸,对叛逃者冷酷无情,也不是战争的死伤让他麻木,而是这二十年间人性的复杂、命运的多变,让他的情感不像年轻时那麽容易起伏。开战之後,有些平素激昂倡议独立的同事,反而忧虑消沉,而那些期盼两岸友好的人则神情哀戚。两种人中都有人赶着以各种名义申请出国,也都有人默默守候家园。刘祁当然也想过,但他在台湾完成学业,国外的人际网络单薄,根本抢不到那些有限的名额。当 2030 年台湾遭遇开战以来最大的挫败,情势全面看坏,刘祁也想过是否应该多准备几条退路、出路或生路。当时许多人都在探询偷渡的机会,早有人利用这个管道辗转接出在台湾的亲人朋友。刘祁住在台北城郊的淡水,邻近的东北角海岸一直有人在半夜冒险搭船。他在市场中听过鱼贩谈起大人、小孩的价码。「欢迎同胞归来,一切都准备好了」,只要能平安上岸、表示投诚,我们将安顿好一切生活──宣传影片和广播特别用台湾人习惯的腔调,放送柔软的话语。
 
刘祁和大多数人一样,不是那种有勇气出头的人。开战前後,有些人高嚷战至最後一兵一卒。刘祁觉得自己如果不能成为第一个倒下的人,那麽他就说不出那句话。直到 2037 年那场惨胜的恶仗──淡水河口的反登陆战,许多男女市民,从少年、青年、中年人到老年人,自发组成义勇军协助扼守通往台北的市街。但由於临时变换战术──渴盼已久的外援终於赶上,所有地面部队受命撤退,但机动性差的民兵慢了一步,结果有些人与敌军一同葬身大规模轰炸的火海中。那一天,刘祁躲藏在大楼的地下室,听着闷闷的声响和震动,当他走出来,满街传来哭泣嚎叫的声音,空气弥漫焦臭难闻的气味,山坡下燃烧的烟雾冲天升起,几乎遮蔽了观音山。他终於明白:一个人要有自己的决定,可以离开,也可以倒下;如果没有死的觉悟,至少也要有生的觉悟。此後,他断了要离开的念头。
 

2037 年之後,刘祁任职的国家与思想研究所,正式宣布所有人员停止办公,进入半关闭的状态。战争爆发後,刘祁的研究工作几乎停顿。不是因为安稳平静的日常生活被打乱,而是他对自己的专业产生了怀疑:中世纪的政治哲学和社会理论。这些哲学和理论并非不曾触及战争的课题──如果他想,也能写出一篇文章:〈比较朱熹与奥古斯丁如何思考战争、正义与身体〉。但这样的论文能够控诉这场不义的侵略、传达生命的痛苦?写给谁看?又要发表在哪里?不要说学术期刊,各种传播媒体已随漫长的战争而先後消失:报纸杂志、电视和网路,皆随基础设施受损,或资源匮乏而停止,人们最後只能收听广播,小传单和口语流传的消息。广播成为最後可依赖的单向媒体,官方与私人营运的区域电台仍然放送新闻、政府通报和歌曲。广告锐减,但还有谈话节目,许多人分享着战时生活的痛苦和小确幸,也有寻人和报平安的节目。比起战前的各种媒体平台,充斥无所不在的行销与见缝插针的假消息,广播电台的讯息量少,简单,而且容易听过就忘。刚开始刘祁总是固定收听政府通告的消息,不错过任何一条可以让自己更能掌握局势、超前部署、至少不落後他人的资讯。但久而久之,他感到疲乏和徒劳。因为他发现,无论在战前或战後,资讯的多寡都不是决定他生存、行动与决断最核心的要素。当他慢慢放弃这种关注,也有了更多时间读读书、思考和遥想过去人生的点滴。
 
有一天,他从广播听见似曾相识的名字,提到一名军官如何在淡水河口的战役英勇牺牲的事迹──如果不是他坚守阵地,许多部队和民兵来不及後撤。刘祁过了两天才想起他们曾就读同一所高中,印象中是个爱捉弄人的青少年,但不晓得他何时成为一名尽忠职守的军人。这一则报导出来後,他陆续听到街坊邻居随之说起那一天的战况,有些伤者还收容在附近的战地医院。刘祁终於鼓起勇气,踏进那座战场看一眼:满目疮痍、宛如鬼域的废墟。过去曾是游客如织的市街,如今就像活生生的人被烧成残缺的骨骸,勉强还能辨识人形。经历十年以上的战争,所有人都明白毁灭是怎麽一回事。刚开始,还有人拍照上传、记录生活,但大多难以为继──社群网站的伺服器关闭,网路断断续续,有限的电力变得珍贵。刘祁知道,这一切很快将被遗忘。接下来还会有下一个战场,还有更残忍的死伤,更无法直视的真实。他没来由想起战前有个在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的资深学者,有时聚会聊到一些社会和文化的现象与议题,他总是一副没人听他讲的酸言酸语说:「不重要,反正很快就忘了,没什麽人会在意」。从废墟走出来,他想多吸几口空气,平抚体内翻涌的胃液,赶在入夜宵禁前,循着漆黑的巷弄走回家,突然有个念头却像子弹从嘴巴射出来:「别人怎麽样我不管,我觉得重要,我在意,我要记住。」
 
之後,刘祁开始提笔──真正的笔,在笔记本写下他记得、听到、看到和想过的人事物,设法拼凑出这场河口攻防战的来龙去脉。他听着广播中的报导,记下他认为重要的资讯。他也到战场周边之处,询访那些目击者。这些讯息十分庞杂,而且都是片断,刘祁很清楚自己只能得出一个约略的轮廓,离完整的全貌非常遥远。比如说,轰炸的飞机究竟从哪个方位飞来,就有不同的说法──或许都对。他很清楚,真正的事实无疑是由盟军决策、执行,一定从东岸的机场或海上的航空母舰起飞──这就是那位历史语言研究所的学者再三强调、唯一且无庸置疑的「历史事实」。然而,当一个地面的观察者,看到飞机从大屯山上方的层云里现身,俯冲投弹,又是什麽样的事实?如果在战前,他们一定会争论何谓「事实」,主观或客观、哪一个更重要或次要这些问题。但那样的心情和雅兴离刘祁已经十分遥远。不是因为学问的价值、知识的真确在战乱中显得奢侈,而是他越来越感受:知识与学问系於某种「情境」:诞生於其中,也随之毁坏。有种学问诞生於出国开会的飞机、衣衫亮丽的研讨会和电子资料库,那样的学问散发高尚典雅的气质;操作知识的「理性」就跟订制合身的西装、套装一样,裁剪每篇论文的字句。如今刘祁身上穿的是耐磨耐脏的工作服,他也穿着这件衣服走进被轰炸、焚毁的战地,翻找出那些还能辨识的证物和遗物:拍照,存在记忆卡,夹进笔记本。当他启程离开家乡时,他抄了一份复本,留在淡水当地的图书馆。如果这个地方在数十百年後复兴重生,或许有人会发现这份记录,知道这个滨海小镇曾经遭遇什麽样的灾难。他们会知道一个名字:那个人在战斗中坚守到底,拯救了其他人的生命。
 
2046 年,国家与思想研究所联络研究人员返院,讨论接下来的处境。刘祁花了一天的时间,徒步穿越台北到南港,重回久违的办公室。有些同事已联络不上,有些已经过世。到了之後才知道,院方要各所提出一份留用名单。原来有人向首长建议,人才是可贵的资产,应当向对岸推荐研究人员,保障其生活与工作,为接下来的接收和重建效力。这个人还说:读书人乃国之根本;1949 年如果没有抢救学人的计画,当年流离来台的人才就不会建立台湾研究院的前身,如今不过是破镜重圆。院方因此传令各所提出人分三等的卓越、杰出和优秀名单,预备透过与对岸交流的学术管道,向上传达这项请求。国亡城陷在即,许多企业、机构、乃至个人都在想尽办法攀关系,希望能找出一线生机。
 
国家与思想研究所的动作算慢了,同事之间交换讯息才知道,有的所已经回覆。但每个所的名单,仔细分析都不一样:有的所全是资深学者,有的刚好相反──有人认为还年轻的人应该自己想办法,有人却主张正因为年轻才应给予机会。有的所拒绝回覆,有的所则开出指定名额两倍以上的名单──如同 1949 年,有的单位举所来台,有的坚持留在中国。有人得知自己被列入名单後,坚持拿下,但也有人希望能改善艰难的生活,一再向主管诉苦。国家与思想研究所是 2025 年才成立的新所,管理与领导作风比较美式,重视自由、平等和沟通,最後结论交由每个人自己决定。刘祁已经五十一岁,既不资深也不年轻。他觉得自己已经比所有死去的人都幸运,对未来并无久远的期盼。他仍然挂念的是在南科院区的女朋友,她在 2025 年随独立、合并而新建的多源宇宙与太空考古研究所南迁。接下来的战事改变了两个人的命运。上一次两人约在台中见面,已经是三年前的事。没人能预想接下来的日子会如何,但刘祁希望在有生之年,能再见她一面。
 

经过一个月,刘祁终於徒步走到大安溪北岸。渡过这条河,前方就是台中颜家的地盘。对饱受饥荒与失序而流徙的台北难民来说,那里是个能够温饱、歇息的安全之地。刘祁一路遇到许多人,都说那是他们的目的地,希望能获得颜家的庇护。这段路程比刘祁预期得容易,但更久。道路虽然可以通行,但移动的车辆非常少见。如果有,也是疾驰而过,把在路边缓慢行进的徒步者远抛在後。到处是弃置的车辆──性能完好,但没有汽油。容易是因为方向很容易辨识,路上也有三三两两的行人成群结伴,彼此照应。困难的是饮水和食物。刘祁上路前,就听人说各地乡镇聚落会提供一些物资给南下的难民,尤其那些还能经营农业的地方,尚有援助的余力。如果要南下,就要沿线一站接一站走。
 
绝大多数县市乡镇的民选或指派首长都丧失了政治权威,很多人被证明毫无能力应对战时的挑战。此时出身在地社会的大小领袖,几乎没有人不具备深厚实力与待人处事的才能。战前在学界工作的刘祁,听过各个学科、各个研究所对这些人的称呼和标签,比如「地方派系」、「地方势力」,「头人」或「角头」。那位历史语言研究所的同事总是语带轻蔑:「那群土豪」。在刘祁喜爱的政治哲学,这些人毫无位置。然而,当各种制度支撑维系的现代社会崩塌,生存到最後的人却是这些被认为最传统、最土气、不够进步的人。刘祁想起以前读过的中国史,这种人在古代晚期被称作「豪族」,在近代早期被称作「乡绅」。然而,不论政权如何更迭,社会如何变迁,紮根於自己乡土的人始终有个安全的避难所。刘祁经历了台北的陷落,才明白自己和历史上那些「中央化」的人走上相同的命运──既依存中央的存在而生,也随中央的陷落而亡。这个中央可以是王朝、首都、国家政权,或资本主义与全球市场底下的企业,吸收、调控各种资源而成就自我。这些建制在鼎盛时呼风唤雨,一旦丧失某些基础条件又脆弱不堪。
 
路途上,刘祁好几晚都在寺庙香客大楼的走廊上过夜──床位保留给久住或定居下来的难民;继续前行的人就找个简便之处栖身。刘祁领取了饭团、炒米粉和酱瓜──白天他和几个外地人一起动手清理被炸毁的房子,换来两天一夜的食宿。庙方的主持人还指示他们如何走到下一站,该找谁求助,说是他介绍的。隔天早上出发前,刘祁在神前默祷,感谢一路上获得的帮助。这些宫庙在战前是乡镇居民的信仰中心,战争爆发後更是如此,人心的期盼和恐惧只能从神明的沉默中求得片刻的宁静。但不止於此,宫庙发挥了更多的社会功能。政府的运作因战局恶化而萎靡──不少官员或公务员离开职守,全国性、区域性的协调日益困难。人们越来越仰赖小范围的领导和社群,维持日常的生活。刘祁领取的食物是由宫庙组织邻近的居民,从有限的食粮拨出来救济一波波南迁的难民。如果不是桃竹苗一带的宫庙互通声气,形成接应的网络,移动的人流势必更紊乱,与在地居民的冲突也会更多。各个乡镇在头人的带领下,状况好一点或坏一点,至少维持基本的秩序。有些地方的环境尚可、资源较丰富,也比较好客,有些人因此停留下来。
 
大多数难民是集体移动,至少是一个家庭,或几个家庭约好一起上路,很少像刘祁这样孤身一人。人们循着各种人际关系连结成群,除了亲友,邻里,还有同公司或社团,但刘祁从没遇过自己的同类组成团体的。还有一种是教会的兄弟姊妹。刘祁常跟在他们的队伍後面,因为有时前方会传来吟唱诗歌的乐声,先是一个人低声开口,然後几个人慢慢附和,听着让人感到安慰。有时他们围成一圈、牵手祷告,也邀请刘祁加入。他听着喃喃自语般的音声,有时几乎忘怀对未来的忧虑,而想起了许多人──已经死的,没有消息、不知道在哪里的,还有期盼见到的人。一路上,刘祁当然遇到冷漠、可鄙的人,但也对那些仍维持善良、友善与人性尊严的人,感动不已。他想起以前读过的诗句「三百年来涵养出」,形容那些在十三世纪华北的战乱中不幸被蒙古人掳走为奴的汉人。这座岛上的人们,不也是这块土地涵养了数百年的花果?
 
刘祁跟这群基督徒分开是在渡过大安溪的前一天。他们的目的地原本也是台中,最後经集体讨论,却决定停留在苗栗南端的小镇,不再前进。原因之一是有人担忧接下来不知道还会发生什麽战事,希望能够远离都市化、人口密集的地带。在这座小镇过夜时,庙方主持人和刘祁聊起邻近的状况,他说有些台北下来的年轻人都往更深的山里去,而不是继续南下:「伊讲山顶咖自由、安全」。这些年轻人有时会带着山产来这里交换粮食和其他生活的必需品,日子也还过得下去。在这场漫长的战争,每个人都学会各种生存的技能,解决各种意想不到的问题。除了战斗,生存就是战时最重要的专业。像刘祁这样的人只知道书本的世界,能活下来是运气好。
 

刘祁过河、进入台中後,没想到却留了下来。他原本去寻访学界的朋友,想歇脚数日,却被介绍到大度山上的学校授课,暂时栖身。之前的大学已不复存在,校园早因战火而关闭,而且一度遭到飞弹攻击,房舍受损。为了收容台北南下的难民,这一带在台中各界的商议下,成为安置的集中地,台北的几所大学联合起来,也在这里复校。尽管仍不时有空袭警报,但许多难民家长仍希望小孩受教育。刘祁战前曾在大学兼课,但二十年後他遇到的学生却截然不同。这一批在战争中成长的青年,几乎不曾接受完整的学校教育──战争期间,停课和上课的时间几乎相等。升学考试早已停办。每个人的童年和青少年都不再整天被锁在学校,而是交替在避难所、军事训练营,或在街道上开枪射击。每个青年男女都是一边读书,一边忙碌着生活中的事务:接受各种训练,谋生打工,还有生离死别。他们几乎对战前精致细腻的浮华世界一无所知,却对知识和艺术充满了兴趣。刘祁跟这群学生提起战前的一个名词:「文青」,每个人都一副难以理解的表情。「因为你们将是文武双全的一代」,刘祁心中这样想,却没说出口,因为这批自信成熟的年轻人不需要这种多余的鼓励。刘祁不知道自己能教他们什麽知识:政治哲学、社会理论、文化研究?难道要教中华的历史──如今已成敌国,未来将是占领国,以後自然会有人过来教。历史上的每一场战争都改变了知识的轨迹,有些知识彻底破产,被证明只是稳定体制的惯性遗存、包装精美的空洞臆想,或学院沙龙的花俏,甚至是论证严谨的宣传洗脑,而有些知识却萌芽新生,大放异采。经过这二十年的战争,刘祁越来越相信,不能与现实、与他人连结的知识是孤立的──那在战前行得通,但从此不可能了。
 
刘祁在大度山任教的前三个月,大台中最关键的人物颜宽恒来过两次。据同事说,每一、两个月,他会派人来向这群从过去的政经与文教中心南下的教授、学者,汇报各种新闻和情报,并请他们讨论、发表意见,年事已高的他本人就坐在旁边静静听着众人讨论,不置可否,他唯一开口、离开前用台语说的话是:「足趣味,有道理」,然後有礼貌地谢谢大家。大台中遭受的战灾少於台北,也未遭遇饥荒的打击,但同样需要疏散人口、并接收来自北部的难民,仍是艰钜的挑战。政府组织的动员力量不足以真正伸入基层社会的窘境很快暴露无遗,原本只是扮演辅助角色的地方势力,逐渐介入、推动各种业务,才让社会与经济部门勉强维持运作。当国家濒临解体,官僚行政的习性与作风根本寸步难行,如果不是靠人与人之间真正的关系,比如信任、人情和承诺,就无法连结起大大小小的社群和团体。战前在地耕耘已久的颜家,尽力调节资源和利益──必要时也使用强制力,让人们维持可以接受的生活水准,逐渐成为非正式、但众望所归的领袖。在 2046 年,颜宽恒已经是六十九岁的年迈长者。在二十年的战争期间,正是他设法解决各种前所未有的难题。他也因此遭到敌军的伏击,刺客的暗杀和兄弟的背叛,受过重伤,但存活下来。刘祁在会议室中看到他,行动有些不便,方脸的左侧还有旧伤疤,但态度稳重、总是低眉闭目的神色十分淡然,有股让人无法看透的气势。刘祁二十几岁时,曾在电视上看过他出席立法院会,经历落选,还有其後罢免和补选的一切风波。但那些的胜利与失败、得意与挫折,跟这二十年间经历的磨难与生存下来的强韧相比,都显得微不足道了。
 
除了偶尔现身大度山,颜宽恒有时也客气请求大度山的教授、学者代拟文稿,用於广播宣讲或传单,鼓舞、安定大台中的民心士气。有人乐於接下这项任务,视之为靠近权势人物的大好机会,可以提昇自己的地位和处境。然而,经过几次却发现,颜宽恒上电台讲的、或印出来的内容,有时完全与代拟的文稿相反,显然他有自己的判断取舍和其他幕僚的修订。也有人从一开始就回避这些事,不希望和大台中实质的领导者有太多牵扯,因为他们担忧日後的新政权会一并清算──没人能预测新的外来政权入主之後,将如何对待这些地方的大小头人。刘祁的专业是政治哲学和社会理论。如果他更熟悉历史上的人事物──尤其中华的历史,会有比较高的政治敏感度。但他新来乍到,还在适应,这份渐渐为众人不喜的差事就推给他。
 
刘祁接下的第一份文稿,题目是「顾好咱的家园」,让刚从台     北南下的他伤透脑筋,不知如何下笔。刘祁想起战前,颜宽恒的父亲说过一句话让他印象特深。那是 2019 年,国民党正为了推派谁投入隔年的总统大选而纷扰不已。颜宽恒的父亲说:「有钱是他家的事」,拒绝支持其中一位财大气粗的首富。刘祁当年人在台北,这座城市的所有传媒没有不歌颂赞美企业成功人士,为荣华富贵锦上添花。他难以想像,竟然有人如此公然不驯。刘祁後来常细细咀嚼这句话,慢慢才明白其中的道理:「有权力是他家的事」、「有知识是他家的事」、「有正义是他家的事」。一个人如果不会依附在自认或公认有钱的首富脚下,听任指使,也不会任其他自认或公认有权力、有地位、有知识、有正义的人宰割。刘祁自问:难道我就要任凭这些人来左右我的命运?侵害我的生存与利益?我自己、我的家,乃至我的国家,应该追求自己的财富、地位和权力、建立知识和正义的论述。一个人必须认同自我的存在、利益与正当性──熟悉政治哲学的刘祁,很清楚这一点意义重大。如果有一天他想写作一部《台湾政治理念史》,他会以〈有钱是他家的事〉命名其中一章。於是,刘祁引用了这个话头,然後舖排成:「有航空母舰、有超音速飞弹、有太空武器是他家的事,咱无论如何,要顾好自己的家园」,写进那一篇代笔的文稿。
 
在那之後,刘祁还代笔好几篇文稿。经过几个月,某次固定的时事汇报结束,颜宽恒向校长提起,说要去校园散步,想找刘祁讲几句话。於是刘祁被召唤,随同贴身随护和汇报时事的主持人,四人一起缓步从文理大道的顶端往下走。文理大道两旁有人持枪来回戒护,但其他人都隔在一段距离之外。颜宽恒对刘祁问起来台中的生活如何?是否适应?也问他在台北的经历和见闻,以及穿越桃竹苗的状况。颜宽恒听了只点点头,偶尔说:「那个人我知」。刘祁心想,虽然他不离开台中,但情报和消息的触角一定伸得老远。
 
文理大道走到一半,话题逐渐开展。颜宽恒以老人家的嗓音、低沉说着台语﹔「上次听人念你的文章,让我想起打仗之前那几年。那时阮家很惨。每一个党都打阮。国民党执政时是这样,民进党同款。台北人每天出新闻修理阮,陇看阮不起。当时有人讲我有礼貌没才调。结果,那个人连伊自己的党嘛顾不好、散散去。伊敢知影待人处事有这简单吗?打仗之後,那些首富哪一个不是坐上飞机走去?我如果想要走,当然没问题。但我若走了,代志就乱了。这麽多乡亲和兄弟,谁要来照顾?」
 
「听校长说你想要辞职去高雄找女朋友。我已经派人去找到伊。这是伊写给你的信。」他示意身边的人,刘祁收下信封,封面是他记忆中的笔迹。「我想拜托你一件代志。美国派人跟我联络,说他们这次准备好了,要再回来台湾。这件代志不是秘密,中国那边也知道。我身边当然有中国埋伏的人,我也知道是谁。但不要紧。重点是我想拜托你和我的人去一趟美国,把你看到的、听到的和想到的,回来跟我报告,给我参考。这一趟当然有性命危险,要坐船和换飞机。你若不想去,也不勉强。留在台中,或是要去高雄拢好。」
 
刘祁只觉得手里的信和他听到的话一样沉重。这是个难以拒绝的提议──而且,为了她,和其他人。此时四个人已经走到文理大道的尾端,过去的草坪如今已成一片焦土,路思义教堂只剩残砖废瓦。过去那座耸立优雅的建筑物,如今像一张被踩烂、破碎的脸。颜宽恒停步:「打仗以前,我带囝儿和孙儿来这玩。这儿风景足水。不管将来是哪一个国家会来,美国也好,中国也好,我都不会走。等有一天,咱筹钱重建这座教堂。虽然我不是教徒,但它是咱台中的地标,不能让它消失。这是咱的土地和家园。」

 


 

後记

最初动念写这个故事是因为我正在阅读一段亡国史的篇章。那是十三世纪的华北,由女真与汉人合建的金国,被蒙古人灭亡的过程。金国灭亡後的华北,出现了两种重要的社会力量:在地的大小军阀和全真教。这些地方势力和全真教士收留、保护华北的难民,还接纳、庇护从汴京(开封)逃难出来的士大夫。我读着这段惊心动魄的历史,看着台湾的报刊新闻不时提及「地方派系」和「宫庙」──当时正为了台中第二选区立委罢免而纷扰,不由得产生微妙的联想。全真教不就是十三世纪华北的「宫庙」?而那些在自己的乡土纠集民兵、保护家园的地方军阀,岂不近似「地方势力」?我看到许多新闻和评论,对於地方势力和宫庙,几乎很少有正面的评价,而且有程度不等的敌视,甚至歧视。然而,在现代社会,宫庙和地方势力,真的那麽坏吗?万一我们所栖居的社会环境产生钜变,台湾的宫庙和地方势力,是否会像十三世纪的华北,成为拯救民众的关键?所以,我沿着这个思路,写了这个故事。
 
这个故事里的情节皆有历史的本。金国从迁都到亡国的时间约略二十年。亡国之前的汴京,经历了围城、饥荒、瘟疫和政变。金国二十年的抗战不只让亲身经历者记忆深刻、连後世史家也为之敬佩──那可是一个立国才约百年的国家,内部的阶级、族群有着各种冲突,国家政策也在摇摆。汴京城陷之前,元好问写信给在蒙古军中的耶律楚材,信中推荐数十位金国的读书人,希望这些人能受到保护。元好问和刘祁(本文的主角就是借用他的名字),则在城陷後的一、两年──堪称一生境遇最惨淡的光景,同时立志写史,记录金国抗战中的勇士,思考失败的原因。全真教士集结、拯救难民的事迹更是丰富,记载在许多人身後的传记中。
 
後来,以华北各地的势力范围为据点,结合了过去难以互相接触的三种人:士大夫、全真教士与军阀。亡国之前,金国核心的士大夫很难看得起那些土豪领袖或作风古怪的全真教士。但亡国之後,他们才真正见识到过去轻蔑的两种人拥有自己不晓得的力量,才提笔为文,记录这些领袖和教士的事迹。後世有些学者批评这些汉人士大夫是奉承、虚伪或缺乏气节──因为这些领袖和教士都与征服者蒙古人合作。但我推想,这些经历国家灭亡巨大震荡与创伤的士大夫、读书人──在现代社会可能是学者、教授、作家,或高阶文官,一定深刻思考自己存在的意义与无意义;对於自己之前依附在政权核心的位置,从而居高临下贱视「异己」的「他者」:土豪和宫庙,有了一丝反省。至於这些读书人、全真教士与土豪「世侯」──蒙古人承认其家族势力,日後如何进一步渗透到新的征服者、外来政权的内部,去影响蒙古人如何统治中华,那又是另一个复杂的故事了。
 
为什麽要写一个虚构未来的故事?不好好写历史或历史故事就好吗?现实社会与过去历史之间的关联性,需要用虚构的未来嫁接两者吗?我从大学起接受的历史学专业教育,常要求它的学徒必须严谨区分两者:一个历史学者可以受现实的影响、进而产生历史的兴趣,也可以发现两者之间有相似或值得参考之处,但无论如何,现实与历史就是两回事。有些学者可能会写一篇中国历史上「太学生」「清议」运动,顺便评论他所见的「学生运动」,不管是天安门、野百合或太阳花。这种方式有时很隐晦,因为作者只在结论略作暗示;有时会稍微直接,点明作者本人就是拿两者来比较、比拟。如果我采取这种写法:那我就要先写出十三世纪的历史和故事,然後在文章结束时再提醒读者:把眼光在过去与现在之间交替、转换,进而重新思考自己面对的问题。这种方式没有不好,只是我觉得有点老派和单调。我想换个方式,探索历史的材料到底还能怎麽用?除了历史事实、历史教训、历史故事、历史穿越,还能不能有其他的运用方式?
 
或许因为我正在看《高堡奇人》的影集──美国在二次大战落败,被纳粹统治的「多元宇宙」故事,让我觉得也可以一试。《高堡奇人》虚构的未来,其实并非完全凭空设想,而是依据二次战後的现实与历史。这个故事写到一半时,我也翻阅了陈冠中的《建丰二年》,欣赏这位作者如何搬弄已知的历史到另一个变形的时空。如果找到窍门,或许我们可以从过去的历史,大胆想像未来。结合虚构与非虚构、历史和小说,历史学者可以用独特的方式,批判和评论现实。这个故事就是初步的尝试。
 
虚构与事实之间的关系千丝万缕。与其论述、分析两者之间的关系,不如自己打毛线、自己编织连连看。若有余力、余闲和余兴,尝试创造、而非评论,必能为我岛的文化注入更不一样的质素。一旦自己动手,肯定会发现没有那麽困难,但也没有那麽容易。就算自己穿上自己织的一件丑毛衣,其意义与潜力仍非翻译的、进口的、代工的名牌可比。有些技艺只有自己施展得出来,才算数。
 
因为按照十三世纪历史剧本的走向,这个故事最後安排了地方权势者登场──颜宽恒。但这篇文章不是政治业配,也不是要「洗白」什麽人──把塑胶镀成金的,跟把黑的洗成白的,前者没有更高尚,而我也不认为有谁的本质天生就是坏的。我不自认对台湾社会有深刻的了解,但至少还知道在各个领域,到处都有派系、集团和家族的传承,山头、地盘和小圈子的划分──这都是人之常情。身为研究者,又怎麽会不清楚人类社会各种精巧奥妙的支配方式──思想、论述的说服、操纵和讹诈,如今才让人更感到恐怖。擅长此道的帮凶,往往更为隐蔽。我的同温层对在地势力者的态度是不以为然,甚至轻蔑。其实我也应该跟他们一样,形成良好的自我感觉:高等教育、国际网络、知识和进步的理念──如果还有傲人的财富和家世,就更高人好几等。然而,如果让我轻蔑这些在地头人,总让我回想起一九八零年代的小时候:城市人看不起乡下人,台北人看不起台北以外的人,功课好看不起那些功课差、讲话粗鲁、但体育好的人。
 
如果要分析这种歧视链,可以说的内容实在太多。然而,我的自我优越感之所以受到抑制,或许和历史学有点关系。历史学者习惯面对传统和古代社会中的各色人物──从皇帝、豪族到强盗,而这些人无一能躲掉以现代价值为尺度的检视,几乎每个人都应该被「转型正义」,几乎每个人都「政治不正确」。但历史学者无法简单用批判的态度看待历史上的人事物。然而,历史学者真正的危险却是太习惯接受这些人,视为理所当然。如果最糟糕的左派是认定一切都不合理,那麽最糟糕的历史学则认为历史上存在的一切人事物都是合理的。合理与不合理的拉扯,或许不像人类未能感知的地壳变动那麽缓慢,但在人一生的感知中也够缓慢了。人或许只是不得已要习惯这种速度,以及合理与不合理同时并存且互相转化的矛盾。
 
从十三世纪金国灭亡的历史投射到台湾未来的这个故事,若有启示的意义,或许是不同出身的人──种族(汉人、女真人、契丹人及其他)、阶级(统治者与被统治者)、职业(军人、官僚与文人)和文化,一同抵御蒙古人的威胁与侵略。有些人必须等到国家灭亡,一切既有的结构和界限被破坏之後,被迫撤除心中的壁垒,才能发现那些与己不同之人的价值。但愿我们国家的人民在那之前就能伸出手,试探彼此的友谊。

(本文作者任职於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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