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渣男与海狸：沙特与西蒙波娃，纠结一辈子的爱慾情仇

沙特喜欢与人宴饮同乐，喜欢威士忌、爵士乐、女人跟有歌舞表演的餐馆。人不是在花神就是在相隔一街区的双叟咖啡馆（Deux Magots），或是在对街的利普啤酒馆（Brasserie Lipp）用餐。他在新开幕的酒窖夜总会，或是拉丁区（Quartier Latin）深处突然开张的地下酒窖里。在嫣红玫瑰（Rose Rouge）有一位歌手葛蕾柯（Juliette Greco），沙特为她写了一首轻快的歌。作家兼作曲家维昂（Boris Vian）在此演奏长号，并为《摩登时代》撰稿。

这一带还有陶芬（Dauphine）街上的禁忌酒吧（the Tabou），雅各布街（Jacob）上的绿色酒吧（Bar Verte），不远处，波拿巴（Bonaparte）街四十二号便是沙特的住处，是能俯瞰圣日耳曼德佩教堂与双叟咖啡馆的公寓房间。（他的母亲也住这里，一直打理他的洗衣工作。）该运动甚至有自己的官方日报《战斗报》，由卡缪（Albert Camus）主编，卡缪最畅销的小说被广泛认定是存在主义者的小说。波娃後来回忆道：「《战斗报》赞许地报导了我们所说和所写的一切。」

沙特在那段时间写了数百万字，包括讲稿、戏剧、小说、随笔、序言、文章、广播、脚本、报导、哲学长篇谴责文。作家雅克．奥迪贝蒂（Jacques Audiberti）形容他「如卡车般轰隆隆地在图书馆、剧院、电影院乱停」。但晚上他会玩乐，每到傍晚结束时，他多半喝得醉醺醺，往往变得很挑衅。有一次他把卡缪打得眼圈发青，大家都惊恐地看着他。他是士兵、愤怒的一代、知情者与地窖鼠辈们的国王──用他的首席宣传人员尚．波朗的话来说，他是「数万青年的精神领袖」。

但如果沙特是国王，王后是谁呢？而若他是数万青年的精神领袖，他又在哪里领导他们？这是两个独立、但其实相关的问题，需要依序检视。到 1945 年至 1946 年的冬天，他已经成为欧洲名人，也已经跟波娃交往二十年了。波娃是蒙帕纳斯女孩，出生在驰名的圆亭咖啡馆（Café de la Rotonde）的楼上公寓。她童年过得很苦，家庭被不名誉的破产击垮，祖父入监服刑，母亲的嫁妆再也拿不回来，而父亲是个没用的花花公子，连个正经工作都找不到。

她苦涩地写到双亲：「我父亲相信德雷弗有罪，而我母亲相信上帝存在。」

她以课业为庇护，成为一个女学者，而且是相当一流的学者。在巴黎大学，她是优异的哲学学生。沙特对她感兴趣，把她带进自己的圈子里，并告诉她：

从现在起，由我来庇护你。

某种程度而言，这依然是事实，尽管对她来说，两人的关系是忧喜参半。她比沙特高三公分，年纪小三岁，而且，就严格的学术意义来说，能力也比他强。有个跟她同年代的人，巩迪雅克（Maurice de Gandillac）形容她的作品「精确、苛求、细致，非常专业」。

尽管她年轻，但在哲学学位考上，她几乎是一开始就打败沙特，考官乔治．戴维（Georges Davy）与尚．瓦尔（Jean Wahl）都认为她是更好的哲学家。她和沙特一样，也是个引人入胜的作家，在许多方面写得比沙特好。她写不了剧本，但她的自传，尽管事实一样不可靠，却比沙特的自传有趣多了。而她的一流小说《名士风流》（Les Mandarins）描写战後法国的文学世界，赢得了龚古尔文学奖，也比沙特的任何小说好太多了。此外，除了说谎，她不具备沙特的任何缺点。

但这位才华洋溢又有主见的女人，还是成了沙特的奴隶。几乎是从他们初次见面，她的成年生活就被占满了，直到他过世为止。她担任他的情妇、代理妻子、厨师跟经理，女保镖与护士，却在他的一生当中，没有任何一刻获得合法或财务上的地位。就一切本质而言，沙特对她并没有比卢梭对泰蕾兹更好。实际上更糟，因为沙特花名在外。

文学史上，男人剥削女人到这麽糟糕的案例很少见。而沙特更特别，因为波娃是终身的女权主义者。1949 年，她写出了现代女权主义的第一部宣言，《第二性》（La Deuxièmesexe），在全世界都极为畅销。开篇便说「女人不是天生就是女人，而是後天塑造的」，这是刻意回应卢梭《社会契约论》的开头。事实上，波娃是女权运动的先驱，也理当是女权运动最初的领导者。但她自己的人生，却每一件事都背叛了她自己的主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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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特究竟是如何建立并维持对波娃的支配地位的，并不清楚。她无法诚实地写出他们的关系，他则是从没烦恼过要对他们的关系写些什麽。初次见面时，他书读得比她好，能摘出精华滔滔不绝，她觉得极具魅力，难以抗拒。他对她的控制显然是知识分子的那一种，不会是情欲的掌控。她大概在一九三○年代成为他的情妇，但在某些阶段结束关系。一九四○年代，他们的性关系似乎已经近乎不存在，只有当沙特找不到更好的对象时，她是永远的备胎。

沙特是一九六○年代所谓的「男性沙文主义」的原型，想在成年生活里重新创造儿时的「天堂」，他总是在香闺里，被一群爱慕的女人环绕。他是从胜利与占领的角度来思考女人，他在《呕吐》里说：

我每一个理论，都是征服与占有的行动。我想有一天，在这些理论的帮助下，我会征服世界。

他写道，他想要自己完全自由，并且「最重要的是，我渴望主张占有女人的自由」。

他和许多老练的诱奸者不一样，他并不讨厌女人。他确实对女人比对男人更有好感，或是许因为她们比较不会刻意跟他争论。他提到：「比起跟阿宏讨论哲学，我更喜欢跟女人聊琐事。」他喜欢写信给女人，有时一天写十几封。不过女人对他来说不是人，而是战利品，能系在他的半人马腰带上，而他企图以伪善的面纱，试着扞卫与合理化他的征服手段。

例如他说他需要「征服女人犹如征服野生动物」，但是「这麽做只是为了改变她未被驯服的状态，好让她跟男人一样平等」。或是再一次，回顾他早期的诱奸成果，他的省思是「皆有帝国主义统治的色彩在里头」。但没有证据显示这样的想法使他偏离了潜在的猎物。他只是说给别人听的。

沙特第一次引诱波娃时，大概说明了他自己的性爱哲学。他坦言渴望和许多女人睡觉，他说他的信条是「阅人无数、一夫多妻与公开透明」。在大学里，有个朋友提到她的名字在法文中念起来很像「海狸」。对沙特来说，她一直都是「海狸」或「您」，从来就不是「你」。偶尔会有人觉得沙特把她当成一种比较高等、受过训练的动物，他有一个策略是「主张」他「对女人们的自由」，他写道：「海狸接受并保有自由。」

他跟她说，情欲有两种：「必要的爱」与「偶然的爱」。後者不重要，他所给予的爱是「外围的」，跟他维持的关系不会超过「两年的出租期」。他对她的爱则是永远的，「必要」的那一种。她是「中心的」。当然她也能追求相同的策略，只要沙特始终是她的「中心」、她的「必要之爱」，她就能拥有很多「外围」，但是双方都得「公开透明」。这不过是身为天之骄子的知识分子，对性爱玩「开诚」游戏的另一种说词罢了，令人联想到托尔斯泰与罗素。沙特说，每一方都得告诉对方近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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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开透明的策略，一如所料，最终只带来更多层层卑劣的隐瞒。波娃试着实践，大部分看起来是尝试性的，或不是认真的，但沙特对她在外的恋爱消息漠不关心，这显然令她感到痛苦。《名士风流》里提到，当她说起被亚瑟．柯斯勒勾引的过程时，对方只有哈哈大笑而已。此外，那些被牵扯进透明策略的人，未必都喜欢这个策略，她自己最重要的一位「外围」，某种程度来说是她此生所爱，是美国小说家艾格林（Nelson Algren）。

当他七十二岁时，两人恋情已成回忆，他在受访时透露自己很不满她公开恋情，他说自己被写进《名士风流》里已经够糟了，但至少书里不是用他的本名。然而，她在自传《最好的人生》（The Prime of Life）第二册，不但提了他的名字，还引述他的信件内容，他百般不情愿地被迫承认，愤怒地说「见鬼了，情书应该是私密的」、「我光顾过世界各地的妓院，不管是在韩国还是印度，女人都是关上大门。但这女人猛然把门打开，呼喝着大众与媒体进来」。显然艾格林对波娃的行为愤愤难平，以至於采访者离开後，当晚他就心脏病发，与世长辞了。

沙特也实践公开透明，但只到某个程度而已。他持续以对话或写信知会她有新女友。例如：「这是我第一次睡了一个发色深褐的女人⋯⋯体味很重，毛发怪异，背上有少量的黑毛，但身体洁白⋯⋯舌头像卡祖笛（kazoo）般不停地展开，直伸向我的扁桃腺。」但没有任何位处「中心」的女人，会希望读到跟对手有关的这类内容。当沙特 1933 年人在柏林时，波娃短暂地与他会合，他告诉她的头一件事，便是掳获一个新情妇，玛丽．维尔（Marie Ville）。沙特就像雪莱一样孩子气，希望旧爱能赞同新欢的存在。

然而，沙特并没有未全盘托出。当一九三○年代波娃大部分时间都在卢昂（Rouen）教书、跟他一起暂住柏林或其他地方时，他给了她一枚婚戒戴着，但这就是她距离婚姻最近的距离了。他们有私下表达感情的方式，入住饭店时，他们会签下像有机夫妇（Monsieur et Madame Organatique）或美国的百万富翁摩根．哈蒂克夫妇（Mr and Mrs Morgan Hattick）等这样的假名。但没有证据显示他曾经想要娶她，或是给她更正式结合的选择余地，但她不知道的是，他曾经好几次跟「外围」的对象求过婚。

波娃显然对他们的生活方式感到格格不入，她从未心平气和地接受沙特的情妇们。她怨恨玛丽．维尔，她更怨恨欧尔佳．柯萨基维奇（Olga Kosakiewicz）。欧尔佳是最被恶意对待的一个，而且她还是波娃的学生，波娃非常不喜欢欧尔佳，以至於把她写进小说《女客》（L’Invitée）里，并在小说中谋杀了她。她在自传中坦承：「我对沙特把情况搞成这样非常恼火，也气欧尔佳利用了这个局势。」她反击：

我不打算屈服於她的主权地位，我始终都占据这个位置，宇宙的最中心。

但是任何觉得自己的爱人处於「宇宙最中心」的女人，都没有坚定的立场去阻挠沙特偏离轨道。波娃的做法是透过参与，试着掌控他们。这三方──沙特、波娃与女孩（多半是学生，不是他的学生就是她的学生）形成三角关系，而波娃负责监督。他们经常利用「收养」的形式，到一九四○年代初期，沙特变得以诱奸自己的女学生而臭名远播。劳勃．法兰西斯（Robert Francis）在对《无处可逃》不友善的评论中写道：

「我们都晓得沙特先生。他是个奇怪的哲学老师，专门研究他学生的『内衣』。」

可是当波娃教了更多适合的女孩，就有更多受害者变成了她的学生。确切来说，波娃当时曾经很接近老鸨的角色，同时，她在不想失去爱情的渴望里，形成自己跟这些女孩们的亲密关系。当中有一位是俄国流亡者的女儿娜塔莉（Nathalie Sorokine），是波娃在战争期间於帕西（Passy）的莫里哀中学（Lycée Molière）教书时最优异的学生。1943 年，娜塔莉的父母正式对波娃提起诉讼，告她诱拐未成年人，是会被判入监服刑的严重刑事罪名。共同的友人居中调停，最终撤销了告诉。但波娃被禁止进入大学，并被吊销了终身教职，余生不得在法国任何地方教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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